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显著特点。鸦片战争后，中国人民为了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专制统治，进行过各种形式的斗争，但最主要的形式是进行武装斗争。在领导革命和建设的进程中，毛泽东以极大的精力研究军事、指挥作战，对武装斗争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和探索，解决了在中国这样一个东方大国，建设什么样的人民军队、怎样建设人民军队，打什么样的仗、怎样打胜仗，建设什么样的国防、怎样建设现代化国防等重大问题，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作出了极为杰出的贡献。
“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无议会民主可以利用，无组织工人举行罢工的合法权利。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总是凭借着反革命的暴力，对革命人民实行残暴的镇压。我们党成立初期，就认识到武装斗争的重要性。党的一大纲领中明确规定，“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这表明，我们党从建党一开始就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规定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并且坚持用革命的手段来实现这个目标。
但是，由于对中国的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缺乏深刻认识，陈独秀以及中共中央的多数领导人对建立党直接领导的武装，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第一次国共合作时，中央还要求在国民军中从事政治工作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只是注意政治宣传的事，而不可干涉到军事行政上事”。这使党在大革命的危急时刻完全处于被动地位，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遭到反动派的疯狂屠杀。毛泽东后来比喻说，“被人家一巴掌打在地上，像一篮鸡蛋一样摔在地上，摔烂很多”。血的教训使党认识到，根据中国当时的国情，要取得革命胜利，必须坚持武装斗争，组建由党直接统率和指挥的军队。
1927年8月1日，南昌城头一声枪响，拉开了我们党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幕。8月7日，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毛泽东在这次会上突出地强调：“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在领导秋收起义时，他进一步指出：“要夺取政权，没有兵力的拥卫或去夺取，这是自欺的话。我们党从前的错误，就是忽略了军事，现在应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意军事运动，实行在枪杆上夺取政权，建设政权。”党还领导广州起义和其他许多地区起义，逐步建立和发展自己领导的革命军队。毛泽东、朱德在斗争中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为中国革命探索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
经过土地革命战争，毛泽东对武装斗争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作用，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1938年11月，他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中指出：“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他认为，中国革命战争在其历史进程的各个时期中有不同的内容，但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也是中国革命的优点之一”，处在“谁有枪谁就有势，谁枪多谁就势大”这样的环境中，共产党员不争个人的兵权，但要争党的兵权，要争人民的兵权，有了枪就可以造党、造干部、造学校、造文化、造民众运动，“延安的一切就是枪杆子造出来的。枪杆子里面出一切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