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夏，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李琦同志为了编写《周恩来传》，要调我去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最初文化部不放，就先借调。1983年，中组部才正式下调令。从1984年起担任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直到2004年离休，我有幸转行研究中共党史二十余年。
撰写领袖传记必须把握好三个原则
我到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后，有幸得到胡乔木、胡绳两位党史研究前辈长期、具体的指导。他们既是中国革命的亲历者，又是党史研究大家，给予我大量无私的帮助。胡乔木曾反复告诫我们：“党史要多讲史实，因为历史就是由事实构成的。观点要通过叙述事实来表达。”胡绳也强调：“历史不能脱离事实来发议论。”这些话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也是我从事党史研究遵循的核心价值观。我个人理解，撰写领袖传记必须把握好三个原则：第一是真实性；第二是科学性；第三是不回避问题。
真实，永远是历史研究的生命。真实就是实事求是，这也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但历史研究的对象毕竟早已时过境迁，无法百分之百地准确重现，加之许多档案文献对同一事件、同一人物的记载又时常会有差别。因此，作者在研读史料时就要特别小心谨慎，不能轻易相信第二手材料，要反复比较原始档案和当事人口述回忆的异同，尤其要善于鉴别那些猎奇性传闻。只有经过仔细阅读，反复比较，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再动笔创作，才有可能给读者呈现相对真实可靠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同时，我们也牢记，即使出于好意，刻意美化、不符合实际的描写，也是不可取的。
科学性，是党史研究必须遵循的标准。只有坚持高度的科学性，撰写的党史著作才有生命力和说服力。领袖传记要力求让那些不了解他的读者，能够认识和理解他的内心思想和处世态度。我在撰写《周恩来传》时，中央文献研究室还有一些同志在周总理身边工作过，对周总理有着十分深厚的感情。当传记中提到周总理也有过弱点和失误时，他们就表示：“总理那么伟大！我们有什么资格去评价总理？”而周总理是特别看重自我批评的，从不回避问题。在领袖传记的写作中，如果我们对传主一生中的性格弱点和个别失误采取回避的态度，就等于放弃在这些问题上的发言权，最终只能是听任不了解真相的人随便乱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