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10月，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提出了著名的“三大法宝”，指出“党的组织，则是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从而明确了党的建设在三大法宝中的重要地位。毛泽东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为把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提高到新境界作出了重要贡献，对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加强自身建设具有重大意义。
“有赖于一个有组织有纪律的党来发号施令”
在党的建设的长期实践中，毛泽东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经历了一个逐步形成、发展、丰富的过程，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独特思想体系。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初期，毛泽东对建立怎样的党已有了初步认识。十月革命的胜利，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让迷茫中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看到了拯救中华民族的希望，他们积极向俄国学习，寻找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法。毛泽东关于党的建设的思考也由此萌发。早在1920年2月，毛泽东就意识到：要完成改造中国与世界之大业，就必须“结合一个高尚纯粹勇猛精进的同志团体”。1920年8月，蔡和森写信给毛泽东，提出：“我以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因为他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毛泽东在1921年的回信中对此完全支持，说：“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并指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1926年，毛泽东反思巴黎公社失败原因，强调指出：“我们欲革命成功，必须势力集中行动一致，所以有赖于一个有组织有纪律的党来发号施令。”1927年，毛泽东发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农民革命斗争的纲领性文献《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提出了解决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问题的理论和政策，从而也解决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中心问题。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毛泽东带领党走上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道路，在对中国革命正确方向的不断探索过程中，毛泽东关于党的建设的思考逐渐深入，形成了毛泽东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1927年，随着白色恐怖下城市斗争的受挫和农村斗争的开展，党的状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党员中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占比高达70%，导致党内受到来自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及其他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影响。这些非无产阶级思想，严重地妨碍党的路线的贯彻执行。毛泽东敏锐地发现了这一问题，早在井冈山时期，他就感到：“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到赣南、闽西后，毛泽东力图纠正红四军党内的错误思想。1929年12月，古田会议召开。大会通过毛泽东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决议深刻阐述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的极端重要性，指明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来源及纠正办法。决议还提出加强党的组织建设的任务，要求“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发展新党员要注重质量，等等。毛泽东所提出的这些基本原则，集中体现了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这一独特的党的建设的道路。可以说，古田会议决议标志着毛泽东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的初步形成，是中国共产党加强党的建设使之成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第一个纲领性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