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云：一诺千金，一言九鼎。诚信，是比金子还要贵重的东西，是一个人在世上安身立命之根本。一个人守住了诚信的底线，才能堂堂正正地立足于天地之间。正所谓：不信不立，不诚不行。诚信，更是中国共产党百年来坚守的道德准则。在百年党史中，有关诚信的故事在历史长河中熠熠发光。
1963年的一个冬天，毛泽东和教他英文的章含之散步，闲谈中提起了自己40多年前向其父章士钊借2万银元的事，并对章含之说：从现在开始要还他这笔欠债，一年还2000元人民币，10年还两万。毛泽东缘何欠下这笔债？
原来在1918年，毛泽东的老师杨昌济从湖南到北京大学任教授时与章士钊交往甚密，章士钊成了杨家的常客。
当年9月底毛泽东到北大图书馆当助理员也常到恩师杨昌济家，并与章士钊相识。1920年毛泽东和蔡和森等人为援助一批青年去欧洲勤工俭学，急需一笔钱款，在一时无法筹措的情况下，想请湖南名流时任护法军政府秘书长的章士钊帮助。毛泽东与蔡和森拿着杨昌济写的信找到章士钊，信中写道：“吾郑重语君，二子（指毛泽东、蔡和森）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当得知毛泽东借钱是为资助一批青年去欧洲勤工俭学时，章士钊一口答应，随后在上海发动社会各界捐款，最后筹集了2万银元全部交给了毛泽东。收到这笔钱后，毛泽东一部分用于资助湖南青年赴欧勤工俭学，一部分用来搞革命。此后，毛泽东和章士钊一直没有中断联系，并且多次对章士钊的帮助表示感谢。
章含之并不知道这件事情，如听传奇故事一般，以为主席在和她开玩笑，回家问父亲时，章士钊哈哈大笑：“确有其事，主席竟还记得！”
没过几天，毛泽东的秘书果然送来了2000元人民币。并说以后每年春节送上2000元。“这怎么行？”章士钊十分不安地对章含之说：“主席当真还债了。你下次去主席那儿教英文，就说我不能收此厚赠，当时的银元是募集来的，我自己也拿不出这笔巨款。”当章含之把父亲关照的话带给毛泽东时，毛泽东笑了，说：
你也不懂我这是用我的稿费给行老（章士钊字行严，毛主席称“行老”）一点生活补助啊？他给我们共产党的帮助哪里是我能用人民币偿还的呢？你们那位老人家一生无钱，但总自己掏腰包帮助别人，我要是明说给他补助，他这位老先生的脾气我知道，是不会收的。所以我说还债。你就告诉他，我毛泽东说的，欠的账是无论如何要还的。这个钱是从我的稿酬中付的。
1973年春节过后不久，章士钊因病住进医院，毛主席问章含之，2000元钱送去了没有？当章含之回答说没有之后，毛泽东接着问为什么？章含之说：“主席忘了，当初十年分期偿还，去年是最后一年，主席当年借的两万元已经还清了。”毛泽东笑着对章含之说：“怪我没有说清楚，这个钱是我给你们那位老人家的补助，哪里能真的十年就停，我告诉他们马上补送去。”章含之说：“父亲是肯定不会收的，他当初说就收十年吧。”毛泽东说：“从今年开始还利息。五十年的利息我也算不清应该多少。就这样还下去，行老只要健在，这个利息是要还下去的。”可惜这利息只还了一年，章士钊先生就去世了。
1973年，周恩来陪法国总统蓬皮杜访问杭州。送别了客人后，周恩来为了感谢工作人员的辛苦，请他们吃了顿便饭。饭后，省里的同志要付钱报销，周恩来却坚决不同意， 要求秘书去结账。结好账后，周恩来看到拿回的是“十元一角”发票，便说道：“那么便宜，那不行。”交代秘书要按市价付足， 饭店只好再收了10元。到了机场后，他还担心付的钱不够， 又留下10元钱，托省里的同志转交饭店。为一顿饭三付饭费，不占公家丝毫便宜，照见的正是共产党人严以律己、清正廉洁的政治品格。
“老板：你不在家，你的米我买了廿六斤，大洋二元，大洋在观泗老板手礼（里）。红军”。在福建省漳平市杨美村传统民厝荣福堂内的墙壁上，一幅高0.55米、宽0.35米的留款信十分引人注目。
1929年8月，国民党调集闽、粤、赣三省的兵力“会剿”闽西革命根据地。为了保卫闽西土地革命的胜利果实，粉碎敌人的三省“会剿”，扩大红色区域，红四军决定由军长朱德率领二、三纵队向闽中进军。其间经过杨美村，当地群众对红军不甚了解，不清楚这是一支什么样的军队。而当地的土豪劣绅散布流言，污蔑造谣红军在县城里杀人放火，全村人心惶惶。为了避免遭受兵祸之乱的痛苦，杨美村群众扶老携幼、带着财物，纷纷离家躲进深山老林。
当时，杨美村上埔山有个腿脚不便的老人叫苏观泗，他曾经听过红军三打龙岩城的传奇故事，对土豪劣绅造谣抱有怀疑，很想看看红军到底是什么样子，因此，全村只有他一人留了下来。
朱德率部队到达杨美村时，正值中午，部队没米下锅，为了购买粮食，红四军战士跑遍全村，在一间小杂货店里找到了苏观泗老人。战士们耐心地向老人解释了红军的宗旨、任务以及纪律，同时请他帮忙购买粮食以解决军中急需。在他的带领下，红军战士来到了苏观泗堂弟苏和的家中，苏和不在家，米缸中却盛满了大米。在苏观泗的应允下，红军战士为主人留下充足的口粮后，以高于市价的价格买下了26斤大米，并请苏观泗老人转交米款二元大洋给苏和。考虑到当时复杂的环境，为了便于提供主人查核，临行前红军返回苏和家中，在他家的墙壁上写下了这封红军留款信。
红军走后，杨美村村民陆陆续续回到了村里，他们发现家里并未丢失一针一线。苏观泗老人向回村的乡亲们讲述了红军题壁留款的经过，并将二元大洋交给苏和。村民对这支秋毫无犯的军队赞不绝口：“这才是咱们穷苦人民的子弟兵！”
1929年8月28日，红四军回师再次经过杨美村时，乡亲们不但没有躲避，还拿出家中最好的食物热情招待红四军，积极协助红四军侦察敌情，自告奋勇当向导。在村民的大力配合下，红四军在杨美村附近打了一仗，歼灭国民党一个团的兵力。
新中国成立后，在当地政府和群众的努力下，这封红军留款信得到了修缮和保护。如今，它的复制件陈列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和古田会议纪念馆中，成为红军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珍贵物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