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逸主编的《简明清史》
学人小传
戴逸（1926—2024年），历史学家，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清史研究所名誉所长。曾任第四、五届中国史学会会长，第二届国务院学科评议组历史学科召集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等。著有《中国近代史稿》《乾隆帝及其时代》等，主编《简明清史》《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等。
“清史是我理念之归宿，精神之依托，生命之安宅。”这是历史学家、清史泰斗戴逸的深情告白，也是他毕生学术道路的真实写照。
“逆向回溯”，缘定清史
戴逸治学，是沿着“逆向回溯”的路径进行的，即从中国革命史上溯到中国近代史，最终定格在清史。这一独特的治学路径，与他的人生际遇和工作经历密切相关。戴逸1926年出生于江苏常熟，自幼酷爱文史，1946年考入北京大学史学系，走上历史学习和研究的道路。1948年因参加学生运动遭到国民党政府通缉，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奔赴解放区，进入华北大学学习，结业后留校，在历史学家胡华的领导下从事中国革命史的研究工作。1950年，华北大学进京，并在此基础上组建中国人民大学。自此而后，戴逸便一直在中国人民大学从事历史教学与研究。
新中国成立初期，从事中国近代史教学和研究的人才极为缺乏。由于工作需要，戴逸承担了中国近代史的教学任务。他夜以继日地阅读史料，思考问题，通过几年的教学实践，对中国近代历史有了系统、深入的了解，也形成了一些新观点，由此萌生了编写一本中国近代史的想法。繁重的教学工作之余，戴逸笔耕不辍，1958年，《中国近代史稿》（第一卷）问世，其新颖的论点、严密的论证、流畅的叙述赢得了学界和读者的赞誉。
“文革”期间，戴逸因主要执笔的《论“清官”》一文受到批判，下放到江西余江“五七”干校劳动，直到1973年回到北京。时值中国和苏联两国边境发生冲突之后不久，在边界问题谈判中，涉及两国边界争议诸多历史问题。戴逸受有关部门委托，研究清代历史上的中俄关系。他广泛搜集档案、日记等第一手资料，撰成《一六八九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以严谨的考证，厘清了康熙年间中俄双方签订《尼布楚条约》的史实，为当时中国政府处理中苏边境问题提供了重要参考。“文革”结束后，鉴于鸦片战争以前的清史研究是学术界的薄弱环节，许多空白亟需填补。戴逸首倡并主持编写《简明清史》，他大量阅读历史资料，梳理清代历史的发展脉络，思考其中的重要问题，认真审阅全部书稿，甚至逐章、逐节、逐句、逐字重新写定。该书问世后在学术界产生了极大影响。
自此而后，戴逸便一直在清史园地辛勤耕耘，广泛开拓清史研究领域，大力推进清史研究。在他看来，清朝处在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开始过渡的重要时期，时间跨度很长，距离现在最近。因此，要了解和掌握中国的国情，就要对清朝的历史有全面、深入的了解。正是缘于这一理念、这份执着，戴逸甘愿以清史为职志，数十年如一日，“寝于斯，食于斯，学于斯，行于斯”，把自己的全部心血都献给了清史事业。
“把清史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
长期以来，在现行的学科体系之下，清史被切割为两段，以鸦片战争为界，鸦片战争以前的清史归属于中国古代史，鸦片战争以后的历史则称为中国近代史。改革开放之前，前半段鸦片战争以前的清史特别不受重视，研究成果寥寥无几。后半段即1840年以后的历史极受重视，但研究主要关注的是反帝反封建的重大事件，实际上是从革命史的角度研究这80年的历史，而不是从清王朝的角度研究清史。戴逸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问题，早在改革开放初期，他就大力倡导“把近300年的清代历史当作完整的研究对象”，他说：“清史是指清朝统治时期的整个中国史。它的范围，从纵的方面说，应包括清朝兴起、发展和衰亡的全过程；从横的方面说，应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民族、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它的起讫时间，从1644年清朝入关、建立全国统治，经过康雍乾盛世以及鸦片战争后的衰落，直至辛亥革命、清朝灭亡为止，共268年。如果上溯清朝入关前努尔哈赤和皇太极时代的历史，则长达近300年。”这一研究范围的拓展和确定，奠定了40多年来清史学科领域突飞猛进的基础。而戴逸更是身体力行，由中国近代史上溯清史，继《一六八九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简明清史》后，把关注的目光投向清代边疆和清代人物。边疆的统一和发展是清朝的重要业绩，戴逸研究清代的边疆和民族关系，思考边疆治理开发与近代化的关系，主持撰写了《中国西部开发与近代化》。对乾隆帝这位清代极具特色又最为复杂的历史人物，戴逸尤感兴趣，他爬梳史料，结合时代特征，分析人物性格、意志、才情、爱好、思想、作为等，撰成《乾隆帝及其时代》。他主持并推出《清代人物传稿》《清通鉴》等重大研究成果，都反映了他在清史研究领域的成就和贡献。戴逸也由此确立了清史研究领军人物的地位。
“清史研究要有世界眼光”
与前代王朝的历史相比，清代历史有一个很大的不同，这就是清代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日益密切，很多方面深受世界的影响，清朝已成为全球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此，戴逸特别强调，研究清史要有广阔视野、要有世界眼光。早在撰写《一六八九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时，他就已经意识到，清代中国与外国的关系，不仅是清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其中的不少问题还与现实有着密切联系。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与世界各国的交往联系日益紧密，戴逸更为深切地体会到：“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只有把中国放在世界的坐标系中，才能认识中国的真实地位和状态，而世界又必须包括中国这样一个巨大的有机组成部分，如果抛弃了中国史，世界史就不是完全的真正的世界史。”
20世纪90年代初，他认真研究中日甲午战争的历史，梳理这场战争的前因与后果，将其置于东亚时局乃至整个世界格局中进行比较分析，撰成《甲午战争与东亚政治》等一系列论著，深化并推进了学界对这一重要历史事件的研究。此后，又将目光上溯至18世纪，组织学术团队，从政治、军事、边疆民族、农民、经济、社会、思想文化以及对外关系各个方面，对18世纪的中国进行全方位的研究，同时尽可能把当时的中国置于世界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加以分析比较，出版了《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丛书。该书的出版开创了对18世纪这一重要而独特历史时期中外比较研究的先例，也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的普遍认可。21世纪初，国家《清史》工程正式启动，戴逸被任命为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主持纂修工作。他不顾耄耋之躯，设计编纂方案、制定工作规划、建立学术机构、组织编纂队伍、斟酌体裁体例，以全部心血精力，引领这项文化工程有序开展、逐步推进，迄今已取得重要成果。
戴逸不仅在学术上成就卓越，而且在为人方面也有口皆碑。他温文儒雅，虚怀若谷，尤为爱惜人才，提携后进，对自己的学生更是倾注了十二分的关心。他的博士生研究《四库全书》，需要阅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档案资料，他亲自给馆领导打电话，请他们提供方便。外地博士生的家属来京无处安身，他把学校照顾他临时休息的房子供其居住，直到学生顺利毕业。至于年轻学子的新作问世，学界的研究成果出版，往往多有求写序跋之事，他也乐见其成，有求必应，且都能写出新意，提出创见，给人以思想的启迪。戴逸曾专门著文论述对历史学家的四项要求：资料、思想、文采、道德。而他的治学为人，正是实践这四项要求的典范。
（来源：《学习时报》2024年4月10日第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