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文化在传承弘扬过程中被不断充实内涵
◎高校是红色文化传承发展的重要阵地
◎对话：讲好红色故事，传承红色文化
◎广阔天地大有可为
◎红色文化在传承弘扬过程中被不断充实内涵
说起红色文化，王炳林的思绪回到了1985年，那时他正在北京师范大学马列所攻读硕士学位。当年，王炳林参加了学校组织的一次红色教育实践考察活动。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学党史你就要沿着党史路线走一走。”王炳林和几个同学沿着红军长征的线路，去了瑞金、遵义、延安等地。也是在这次实践考察过程中，他第一次去泸定桥。
王炳林回忆，他站在泸定桥上，低头是奔涌湍急的大渡河水，抬头是两岸高耸陡峭的山崖，用手触摸冰冷光滑的铁索，“只有身临其境才能体会到，当年红军长征是多么艰难。”
这种艰难，王炳林从出发往泸定的路上就已经感受到了。“我们先到成都，从成都坐长途客车到雅安，住了一晚后又坐车翻过二郎山。”王炳林说，坐两天车已经让他觉得漫长，“红军靠的可只有一双腿。”
时过境迁，最近一次再去泸定桥，雅康高速公路已经通车。王炳林说，现在的人已经不需要再走红军当年的路，但如果没有红军走过那些路，也就不会有今天的天堑通途。“这其实就是一种红色精神、红色文化的传承与印证。”
“很多人一提红色文化就想到曾经的革命年代。”王炳林认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是红色文化的重要来源，但红色文化的内涵远不限于此。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中发展形成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也是红色文化的重要内容。
“例如抗震救灾精神。”王炳林介绍，西南交大的“汶川特大地震抗震救灾精神口述史”项目，采访了几百位曾经参与抗震救灾的干部群众，整理出300多万字的资料。这些资料中有许多鲜活的人物故事，他们身上表现出来的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不畏艰险、百折不挠、以人为本、尊重科学的精神，都是当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体现，也是红色文化的体现。
“而且这种精神的传承是有客观存在来印证的。”王炳林说，他去过重建后的映秀、北川，参观过“5·12”汶川特大地震纪念馆，崭新坚固的楼房、重新绽放的笑容……纪念馆中的实物展示和照片对比，从中都能直观感受到灾后恢复重建带来的巨变，展现出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共同创造幸福美好生活的精神力量。
王炳林认为，在不断被赋予新内涵的同时，红色文化还体现出历史的连续性和文化的继承性。
“七一勋章”获得者、党的二十大代表、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校长张桂梅是王炳林经常提及的人物，其事迹也被他认为是弘扬传承红色文化的一个非常生动的事例。
“张桂梅大家都耳熟能详了，她拖着柔弱疲惫的身体，顽强地坚持她的事业，帮助许多大山里的女孩圆了大学梦，她的精神支撑是什么？”王炳林说，他看过关于张桂梅的资料，张桂梅在许多场合都提到一个名字——江姐，她视江姐为自己一生的榜样，学习江姐的精神，学习红岩精神，用江姐的故事激励自己，教育学生。
“我觉得张桂梅的故事就体现了红色文化育人的巨大作用。”王炳林说，张桂梅立志成为新时代的江姐，江姐的精神激励着她的成长，她又把这种精神再传递给学生，红色文化就这样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
◎高校是红色文化传承发展的重要阵地
近段时间，王炳林主要在做两件事情。
作为中共党史研究领域的专家，王炳林牵头承担了一个国家重大课题“研究伟大建党精神与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关系”。
“研究党史和研究其它历史一样，是常做常新的。”王炳林说，首先中国共产党还在不断书写新的历史，即使是过去的，也要不断从新的角度进行解读，“例如过去没有伟大建党精神的说法，现在提出来，这是对党的历史认识深化的结果，研究伟大建党精神是如何形成和传承的，就是一种新的角度。过去没有提出‘两个结合’的概念，现在提出来，那么中国共产党在‘两个结合’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也提供了研究的新视角。”
王炳林介绍，他研究这个课题已经两年多了，初步形成了一些成果。他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从学理上思考辨析红色文化与革命文化的关系，也是课题内容之一。
第二件事与教育有关。2022年，国家正式设立了中共党史党建一级学科。这意味着中共党史将不再是政治学下面的二级学科，而是像教育学、政治学等一级学科一样，可以进行单独招生。王炳林透露，目前一些高校正在进行学科申报、机构设置、人员组织等工作，预计很快就将启动招生。
王炳林认为，设立中共党史党建一级学科，无论是对于培养新时代高水平的党史党建人才队伍，还是推动将党史教育融入高校育人全过程，进一步发挥高校弘扬传承红色文化的作用，都具有重要意义。
从1986年硕士毕业留校以来，王炳林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都与高校的三尺讲台相关。他讲授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以下简称“思政课”）先后被评为北京市和国家级精品课程。除了在北师大从事党史研究和任教，王炳林还担任过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对于红色文化的传承发展，王炳林认为高校发挥着非常重要的阵地作用。
“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化，应该说大多数青年都能够接触到高等教育。”王炳林介绍，在高等教育中，传承红色文化的重要途径就是思政课。高校思政课特别是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中，有许多中共党史上的重要会议、重要事件、重大历史转折等内容，通过课堂讲述让学生感受到革命斗争的艰辛和党的精神伟力，“把红色文化融入思政课中，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讲好革命斗争的故事，对于发挥思政课的育人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怎么讲好思政课？王炳林总结了9个字的经验，做研究、抓重点、讲故事。
“教育不是简单的政策宣传。”王炳林说，首先要研究红色文化的内涵，充分把握它的价值，增强它的学理性。红色文化资源很丰富，不可能面面俱到，也不能蜻蜓点水，要抓住某些典型去讲深讲透。特别是要善于用讲故事的方式来引发共鸣，入脑入心。“一个故事能影响一生，这就是红色文化的魅力。”王炳林说。
◎对话：讲好红色故事，传承红色文化
记者：红色文化是多年来的一个热词，请问您如何定义红色文化？
王炳林：我认为，红色文化是指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尤其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进程中逐步形成和累积的，具有先进性的，可发挥资政育人功能的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的总和。我们一般讲红色文化，更强调的是一种精神力量，强调理想信念、意志品质、价值追求，等等，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红色文化是一种精神动力。
记者：您认为红色文化有哪些特征呢？
王炳林：我认为红色文化具有4个鲜明特征。第一是人民性。红色文化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价值追求，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它跟党的初心使命是一致的，所以说它体现了一种人民性，为人民谋福祉，体现了人民的立场。
第二是实践性。红色文化不是坐在书斋里研究出来的，它是在革命斗争实践中形成的，是我们党取得的伟大成就的一种文化体现，所以它有鲜明的实践性，有深厚的实践根基。
第三是斗争性。它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精神，一种开拓进取的精神。我们的红色文化是引领人民前进的一种强大的精神动力，所以它的斗争性也是非常强的。
第四是开放性。红色文化不是封闭的，它是我们党把马列主义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同时也吸收了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我们知道，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在创立中国共产党的时候，就吸收借鉴了人类文明的一些优秀成果，我们很多党的创始人曾经到国外留学，学习了马克思主义，也吸收了人类追求民主自由这样一种共通的价值理念。所以我们说今天弘扬红色文化，也是在吸收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去发展、去创新的。
记者：您如何看待红色文化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作用和意义？
王炳林：我认为红色文化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它起到一种承上启下的作用。所谓承上是承接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些优秀品质，例如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到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等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以及它们体现出来的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等内容，在红色文化中都有传承。同时，红色文化又是我们开创未来，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一个重要动力，它在传承中华文化的过程中弘扬了优秀传统文化，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发展开辟道路，这非常重要。
红色文化是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再塑造。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自强不息、勤劳勇敢、爱国爱家等民族精神，这些精神本身很伟大。但在近代由于帝国主义的入侵，身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让我们的民族处在一种涣散状况下，是马克思主义的到来，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让红色文化注入我们的民族精神中，带来强大的动力，让我们的民族文化重新得到塑造，让我们民族精神由被动转为主动。
同时，红色文化是我们立党兴党强党的精神滋养。弘扬红色文化，特别是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是加强党的思想建设，推动党的自我革命的强大动力。另外，红色文化对于鼓舞中国人民的斗争精神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靠广大人民的共同努力，共同努力需要一种精神的支撑，红色文化就能提供这样的支撑。
记者：您如何看待当前存在的一些过度消费、曲解红色文化的现象？例如抗日“神剧”。
王炳林：这是应该引起高度重视的问题。像这样一种过度消费，特别是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庸俗化、娱乐化呈现的倾向，应该是要坚决反对、坚决避免的。这种现象实际上是不尊重历史、亵渎历史的，是没有用科学的世界观、历史观去看待历史的结果，某种意义上带有一种历史虚无主义的倾向。
我们研究历史应该坚持唯物史观和正确党史观，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应该从客观事实出发，去研究我们当年究竟是怎样取得胜利的。那是历尽千辛万苦、集中群众智慧、在科学理论指导下，在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才能够实现的。我们付出那么大的牺牲，敌人是很狡猾的。我们用更高的智慧去战胜敌人，而不是因为敌人很愚蠢，所以我们就轻轻松松胜利了。存在这样的现象原因很多，一方面是一种历史虚无主义的体现，也不排除别有用心的故意抹黑，另一方面是迎合低级娱乐的需求。
记者：应该如何应对这些问题呢？
王炳林：我认为首先要树立正确的党史观。之所以历史虚无主义存在，之所以出现庸俗化、娱乐化的现象，很重要的就是历史观在起作用。历史是客观存在的，但后人如何评价是主观的，都是有一定的立场来支配的。我们应该加强唯物史观和正确党史观的教育，站在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立场上看待历史。对于一些不良的现象，我们要去引导，加强教育宣传，对于一些触犯法律的情况要加强惩治管理，多层次地引导治理，形成正确的导向、良好的氛围，信仰是很神圣的事情，不容亵渎。
中央明确提出要让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成为展示中国共产党奋斗历史的精神殿堂。精神殿堂，这四个字的分量很重。我们要把这类展现红色文化的场馆当作精神殿堂，我们要怀着崇敬的心情去缅怀先烈，去继承他们的遗志，传承他们的精神。不久前中共中央印发《党史学习教育工作条例》，其中明确提出要旗帜鲜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和观点，坚决抵制庸俗化、娱乐化，防止“低级红”“高级黑”，这应该是我们在宣传弘扬红色文化中需要高度关注的问题。
记者：您认为当下应该如何传承弘扬好红色文化？
王炳林：首先，传承弘扬红色文化应当体现特点、抓住重点，尤其是注重发挥其党建和育人功能。弘扬红色文化，应当深入研究党员教育与历史的关系，党员干部要认真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把握历史规律、看清历史本质、发挥历史主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以红色文化育人，应当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力、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说服力，使青年感知红色政权来之不易、新中国来之不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之不易，明辨“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培养堪当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其次，弘扬传承红色文化应当注重利用文化资源、树立文化符号。红色文化的外延十分丰富，人物是承载这些文化形式的灵魂。遗迹、文物、思想、事件、精神等因为承载着人的实践而变得鲜活动人。语言是红色文化的重要载体，口号性、标志性的语言能够有效促进思想、精神、故事、情感、品质的传播。因此，提炼红色文化中的标志人物、标志用语，并且树立文化符号对于促进文化传播、增强文化认同有着重要的作用。
最后，弘扬传承红色文化应当注重把握时代、发展传承。只有被不断继承与发展的文化才是活的文化。红色文化的传承创新应当以人为主体，在党和政府的引领下，鼓励社会各界广泛参与文化传承，并且在新的实践中提炼新的文化，形成教育、理解、认同、践行、发展的协同机制。红色文化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方面，应当在发展中吸收、容纳其他优秀文化以体现自主、彰显自信、丰富自身。
记者：四川红色资源丰富，对于挖掘利用好这些资源您有何建议？
王炳林：四川是红色文化的宝库，红色资源非常丰富，在挖掘和利用上也有很多亮点。我觉得要更上一层楼的话，需要注入一些新的元素，进行一些新的打造。例如从整体上去谋划红色资源，哪些是我们的亮点、重点，不同的资源体现哪些不同的特征，对某一处历史遗迹，它在历史上的定位以及今天的现实意义有充分的认知，在这个基础上找准定位、深入打造，挖掘它的时代价值。红色资源的挖掘和利用，要注重实效性，一定要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例如井冈山的挑粮小道，就这一个地方一个点，就把井冈山精神诠释得非常生动。四川也有类似的地方，例如我去过泸定桥，身临其境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如果能以点带面做一些整体规划就比较好。
另外，红色资源重在利用，发挥它的现实作用。我们怎样把红色资源跟党员干部教育有机结合，跟学校的思政课有机结合，跟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有机结合，我觉得应该从这三个结合上去认真探索，可能是我们今后努力的一个方向。
◎广阔天地大有可为
到北师大采访王炳林教授的那天，恰逢北京下雪。阳光透过云层洒下来，满眼都是亮眼的白，对于四川人来说这真是意外收获。
意料中的收获自然是在采访之中。王教授的办公室在北师大京师大厦5楼的一个角落里，里外两间屋子，面积都不大，有限的空间里还堆放着各种书籍资料，我们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个相对适合的访谈视频拍摄背景。不过，物理空间的狭小正好映衬出思想空间的广阔。出发前，我在网上已经领略了王教授演讲授课的精彩，对坐交谈中更能感受到他深厚的理论功底。让我惊喜的是他还特意提到了自己学生生涯时到四川重走红军长征路的经历，感叹自己的幸运。因为那时候研究这个领域的人少，让他在大学里能有更多实践体验的机会。
不过不同的时代也有不同的机遇，王教授说起不久前印发的《党史学习教育工作条例》，里面对新时代党史学习教育提出的新要求，让他作出一个判断：未来党史研究将进一步纵深推进，广阔天地，大有可为。
（原载2024年4月2日《四川日报》官方微信，题目是本网编者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