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弼时赴莫斯科求学前写给父亲的家书。
抗战时期的任弼时。资料图片
今年4月30日是任弼时同志诞辰120周年的日子。任弼时早年投身革命，46岁英年病逝，为党的事业的发展付出了毕生心血。任弼时的一生，始终为党奉献，忘我工作，展现了崇高的精神风范。他用30年的革命生涯，深刻诠释和生动实践了什么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
任弼时初心的萌芽，是他少年时对父亲许下的诺言。1921年5月，在上海求学的任弼时已经决定要远赴莫斯科探求革命的真理，收到了从湖南寄来的家信。信中，父亲关切地询问儿子去苏俄的情况和在上海谋事的打算。16岁的任弼时手捧父亲的信，不禁泪光涟涟。他满怀深情致书父亲：“只以人生原出谋幸福，冒险奋勇男儿事，况现今社会存亡生死亦全赖我辈青年将来造成大福家世界，同天共乐，此亦我辈青年人的希望和责任，达此便算成功。惟祷双亲长寿康！来日当可得览大同世界，儿在外面心亦稍安。”这封信体现了中国传统的家国情怀。有国，才能有家。只有求得一个大同世界，才能为父母双亲的幸福求得长久之道。
任弼时初心的确立，在于他在青年时确立的共产主义信仰。任弼时于1921年8月来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他在这里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极大地开拓了革命视野，并于1922年冬成为中共正式党员。1924年1月，革命导师列宁逝世。任弼时作为东方大学的学生，要为列宁守灵。他满含热泪站在列宁身边，内心中默诵着列宁的一段话：“要真正理解革命工作的组织、结构、方法和内容。如果这一点能做到了，我深信，世界革命的前途不但是美好的，而且是非常之好的。”守灵时间是短暂的，但列宁的话却是任弼时一生追随的方向。
溶于血脉的家国情怀与马列主义的真理力量，塑造了任弼时坚定的初心。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任弼时不负使命，用尽毕生心血，投身革命事业。叶剑英曾评价：“他是我们党的骆驼，中国人民的骆驼，担负着沉重的担子，走着漫长的、艰苦的道路，没有休息，没有享受，没有个人的任何计较。”
任弼时的使命担当体现在他是实事求是路线的践行者。在大革命时期，任弼时很早就认识到“必须按中国实际情形去解释我们的理论”，“不应做一个不顾环境的模仿主义者”。在延安时，任弼时成为毛泽东的重要助手，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参加了许多重大的工作。经过整风运动，任弼时越来越认识到毛泽东提出实事求是思想的开创性与重要性。他曾说：“毛主席这一套政策的基本精神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按照实际情形规定我们的政策。所谓后来保存了毛主席的精神者，我看就是保存了毛主席的实事求是的精神。”任弼时对宣传和维护实事求是路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他敢于直面错误，坦诚地作出自我批评，用实事求是的精神改造自身。
任弼时的使命担当体现在他是调查研究的力行者。无论工作多么忙，他总是身体力行，抽出时间走访恳谈。他全身心地投入到调查研究工作之中，手上总是拿着一个小本本，不停地记录、思考，探索各种问题。他的调查研究工作细致严谨、周密慎重，紧扣群众需求，愿意听从不同意见。陆定一曾感叹道：“谁只要读过弼时同志在一九四八年一月所写的《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一文，就可以知道，弼时同志是详细研究了许多有关的事实和文件，加以分析，才能把土地改革中许多重要的原则问题解决得那样透彻，把土地改革的理论推进一步。弼时同志处理过许多党的和国家的重大问题，写过许多文件，只要举出这一个例子来，就可以看见他是以怎样负责的态度和细密的研究来处理一切事情。”
任弼时的使命担当体现在他是坚持真理的担当者。任弼时对党一片公心，勇于担当责任，坚持正确意见，从不计较自己的得失。大革命出现危机时，任弼时代表团中央起草了一份《政治意见书》，于1927年6、7月间三次致书陈独秀，建议改变政策，却被陈独秀严厉拒绝。大革命失败后，“左”倾冒险主义滋长。1927年9月间，任弼时暂停临时中央和共产国际代表催办的长沙暴动，避免了不必要的牺牲。1930年，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要求任弼时在湖北武汉发动暴动，集中主力部队攻打中心城市。任弼时从实际出发，与李立三展开了多次争论，反对最后决战说。后来任弼时被下放到湘赣省委工作。为了党的事业，任弼时从未在个人利益上患得患失，他不畏错误路线打击，全身心投入党的工作。
任弼时的使命担当体现在他是团结队伍的楷模。他坚决地维护全党、全军的团结，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1934年8月，任弼时、萧克、王震率领红六军团突破重围从湘赣苏区西征，10月与贺龙、关向应领导的红三军在贵州会师，组成红二、红六军团。两支部队来自不同地区，有不同的习惯、风格。但在任弼时等人的领导下，两支部队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后来凝聚成了红军的主力部队之一——红二方面军。1935年9月，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带走红四方面军部队南下，反对中央北上计划。1936年7月，任弼时率领红二、六军团在甘孜地区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任弼时明确指出：我们惟一的道路是北上与中央会合。面对张国焘的不断拉拢，任弼时坚决抵制分裂计划，还和红四方面军将领分析党和红军团结的重要性，分析中央北上计划的重要性，使得张国焘的企图日渐孤立，红二、红四方面军终于共同北上。
陈云在给共产国际的信中盛赞道：“弼时同志直到过金沙江后才知道一、四方面军之分裂，他采取非常正确的立场。”“他与许多红四方面军领导同志长谈了几天几夜，虚心听取他们的意见，以诚恳和平的态度，这就使已经感于分裂痛苦的四方面军领导人，立即同意他的意见。所以四方面军与二方面军的会合，正是在悲痛以后，重见自己的弟兄，那种亲热的态度，真是不能以言语形容。”1936年10月，红军三个方面军主力终于在甘肃境内会师。任弼时为红军会师的贡献，功不可没。
平日里，任弼时平易近人、宽容温和，从不疾言厉色。谁要是有难处，往往会找他诉说，因而他被亲切地称为党内的老妈妈。他的一言一行紧紧地将周围的党员、群众凝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
任弼时的使命担当还体现在他是不惧牺牲的忠贞者。任弼时深知，投身革命，便有着被敌人残酷折磨，甚至生离死别的风险。一个人能否保持初心、坚守使命，就要看他在最危险和最困难的时候，能否坚守自己的革命意志和革命理想。
任弼时有过两次入狱经历。敌人威逼利诱、严刑拷打，任弼时都表现出不惧生死、忠贞为党的精神品质。大革命失败后，任弼时于1928年9月前往芜湖视察，由于叛徒出卖被捕入狱，随后敌人施以“踩杠子”“夹棍”等酷刑。任弼时咬紧牙关，始终没有暴露组织，后经我党营救，得以出狱。一年不到，任弼时再次入狱。1929年11月17日上午，任弼时冒雨前往上海公共租界华德路竞业里的一幢小楼，参加共青团江苏省委扩大会议。他刚走进竞业里，突然闪出几个暗探将他推上警车，押到汇山路巡捕房拘留室。任弼时自称彭德生，为失业青年，误入该地，但巡捕开始用刑逼供。巡捕施用了电刑，在任弼时背上留下了两块深深的烙印。一直到他生命最后，烙印都清晰可见。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病中的任弼时没能参加开国大典，静静地听着实况广播。他激动无比，铺开了宣纸，挥笔誊写《木兰辞》。《木兰辞》是任弼时父亲在年幼时教给他的诗文，他一直记忆在心。此时此刻，任弼时一定想到了他的父亲。正所谓“家祭无忘告乃翁”，他以这篇诗文告慰父亲——年少许下的初心，将要在一个全新的制度下得以实现。
（作者单位：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2024年4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