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圈里咏赞父亲的图片、诗句、文章，提醒我，今天是父亲节。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不禁回忆起已经离世 25 年的父亲。
我十三四岁就在外求学，后来又参军入伍，与父亲相处时间并不多，但他缴纳党费的那一幕，却深深地印刻在我的脑海里。
上个世纪80 年代的农村，家庭经济拮据，每一分钱都来之不易。记得大概是1977年我在离家30里外上高中，周末回家向母亲讨要学校所需的费用，母亲无奈地告诉我她身上钱不够。这时，父亲插嘴说：“别动我房门背后窑里的钱，那是党费！”
瞬时我感到无比委屈，难道我上学的费用就不重要吗？我知道那小窑里经常放着两三毛钱，虽然不多，但对当时的我来说意义非凡。母亲也在一旁埋怨，父亲则皱着眉头，不停地抽着旱烟。最终，母亲还是从邻居家借了两块钱回来。那一刻，我对父亲的“执着”感到困惑和不解。
1980年10月末，我顺利通过体检政审等一系列程序，即将离开家乡到远在千里外的部队。临行前，家里和亲戚们担心我到部队受苦，这家两毛那家五毛都在凑钱给我。我心里想父亲也许会将他房后小窑里几毛钱先给我带上，但一直到我离开家踏上北上的火车，也没有如愿。
后来，我考上军校提了干，每年探亲都给父母一些钱以补贴家用，家里的日子虽然不再那么艰难，但父亲依然会在他房门后的小窑里放些零钱。我总以为父亲是在积攒买烟的钱，还时不时写信劝他少抽点烟。
1999 年 8 月 9 日上午10点多，三弟给我的呼机留言犹如晴天霹雳，顿时汗水像断了线的珠子顺着我的脸颊直流。我强忍着悲痛，擦了擦汗坚持为全团官兵上完了那堂爱国奉献的政治教育课。课后，团长将我父亲去世的消息告诉了大家，全团官兵自发起立，雷鸣般的掌声持续了好几分钟。
我急匆匆地赶回家料理父亲后事，村里的党支部书记找到我，坚持要给父亲开个追悼会。原来，父亲在村里有着许多不为人知的事情。他是村里第一批入党的党员，曾担任过村党支部副书记、村贫协主任，还主导办起了供销合作社，组织盖起了村里的小学。担任生产队长时，还带领大家挖出了黄河岸边被黄泥掩埋了三十多年的老泉，把泉水引到了村里巷头，让村子西半边一千多名百姓喝上了甘甜的泉水。
安葬完父亲，整理他的遗物时，在父亲房后的小窑里，霍然看见一个红色的小本上放着三毛钱，那红色小本上写着“党费证”三字。我和弟弟们小心翼翼地打开红本，上面是父亲缴纳党费的记录，每笔党费后都盖着收党费人的印章。凝视着父亲的党费证，我的泪水夺眶而出，嘱咐两个弟弟到村党支部，将父亲这最后一次的党费交上。
时间过去这么多年，至今我还在想，在那物质匮乏的年代，他是如何省吃俭用攒下党费的呢？父亲当时每天至少要抽两包烟，又是什么支撑着他不舍得花买烟钱，却按时缴纳党费呢？也许这就是一名老党员的忠诚和信念吧。
如今，父亲的党费证还静静地放在他生前所用的桌子抽屉里。父亲一生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遗产，但却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这将使我们受用无穷！
（作者郑自民，1980年入伍，先后任班长、排长、干事、指导员、教导员、团政治处主任、团政治委员等职务。2003年8月转业到中央国家机关工作，先后任处长、副巡视员、一级巡视员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