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律严明是中国共产党的光荣传统和独特优势。1934年5月至1936年4月，红军转战贵州期间，严格执行党的纪律，用实际行动保护群众利益，赢得了他们的衷心拥护和支持，从而保证了党和红军在挫折失败中奋起，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
邮件检查 出具凭条
1931年3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军团缩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以下简称“红三军”）。1934年5月，军长贺龙、政委关向应领导红三军在川黔边开展革命斗争。5月11日，在进军黔东途中，红三军政治部颁布《中国工农红军的任务和纪律》指出，红军“是工人、农民自己的军队。红军的任务，就是为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政权而战争，为了土地归农民而战争”，并颁布了“不拿工人、农民一针一线”，“借了门板、稻草、锅碗要还原处，损失了要赔偿”，“保护商人营业，保护商船和行商，买卖按照时价”“保护邮政局和邮差的安全”等10条纪律。
红三军进入贵州后，信息十分闭塞。为了解外界消息，更好地研判敌我态势以部署行动，红三军决定对当地过往邮件进行检查。在此过程中，红军严格遵守“保护邮政局和邮差的安全”这条纪律，仅扣留国统区出版发行的各类报纸和军人间的往来邮件，对于普通人的邮件则给予充分保护。红军检查完毕或需扣留邮件时，均会向邮差出具检查或扣留邮件的证明凭条，对情况进行说明，并加盖“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司令部参谋处印”，以免给邮差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纪律严明的红三军，深受各族群众和各界人士的拥护与欢迎，就连国民党地方小吏也不得不叹服。6月，红三军占领贵州沿河县城，时任沿河邮政局局长戴德初受国民党片面宣传的影响，对红军的到来顿感惊恐万状，立即携家小及邮局票券逃至山中，终日蛰伏，不敢回城，直到看见红军散发的《中国工农红军的任务和纪律》宣传单中有“保护邮政局和邮差的安全”后，才半信半疑偷偷下山，并顺利通过红军检查，安然回到家中。其后，戴德初在给省邮政局的报告中称，红军内部组织非常严密，“纪律之佳出人意外”，“人心归附，如水下倾”。
1934年6月23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司令部参谋处邮件查扣条。贵州省档案馆馆藏
正是因为有严明的纪律，红三军进入贵州仅2个月时间，就在黔东地区建立了14个区革命委员会和30多个乡苏维埃政府，创建了以沿河谯家铺、土地湾为腹心地带的黔东革命根据地，成为贵州高原上闪耀着红色光芒的革命苏区。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也为红三军创造了休整、发展的条件，壮大了红军力量，极大鼓舞了贵州人民的斗争信心，为1934年8月中央红军长征先遣队红六军团西征，有目标地向黔东革命根据地进发，并策应中央红军战略转移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群众利益 秋毫无犯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被迫从苏区撤离，踏上了漫漫征途。这次长途行军没有根据地作为依托，条件异常艰苦，不仅物资给养匮乏，就连基本的生存条件都不具备。面对逆境，严格的军纪和良好的军风，是红军战胜各种困难，完成战略转移的关键。
12月13日，中央红军历经千难万险，转兵贵州，进入黎平。贵州是多民族聚居省份，平均海拔1000米以上，山川纵横，地形复杂，经济凋敝，人民困苦。中央红军在这里制定了一系列严格的纪律，保护群众利益，得到各族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21日，红军总政治部发布《关于实现在川黔边广大地区创立新苏区根据地的训令》，要求部队在行军中要严守纪律，改善与当地居民的关系，严格执行对少数民族的政策，“严厉的（地）向一切破坏纪律、侵害群众利益的行为作坚决的斗争”。
在长征途中，红军个别部队也出现过纪律松弛的现象。为此，红军随时进行自查，发现问题立即予以纠正。24日，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在《关于我军沿途注意与苗民关系，加强纪律检查的指示电》中指出，红军经过之地，“地瘠民贫，苗民甚多”，责令各军团严格执行对少数民族的纪律政策：一是“不打苗民土豪，不杀苗民有信仰的甲长、乡长”；二是“绝不应杀牛。土豪牛要发给群众，严厉处罚乱杀牛者”；三是加强纪律检查，“立即克服一切侵害群众，脱离群众的行为”。
1935年1月，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布告。贵州省档案馆馆藏
1935年1月5日，中央红军在进入贵州遵义时，红一军团向所辖各部发布《关于进入城市执行政策的规定》，要求“除政治机关、保卫局及军团与师的政治部外，其余部队一律不得进城”；入城部队战斗任务完成后，应立即开出城外，集结在城郊宿营；进城部队必须要有良好的军风，守城部队对军容不整有碍军风的任何部队及个人，均有权阻止其进城。
1月8日，红军总政治部发布《关于进入遵义的口号及八项注意的通令》，规定部队入城后，“整齐武装服装，私人不准向群众借东西，无事不要进群众家里去”等等；与此同时，还印发布告指出：“红军是有严格的纪律的军队，不拿群众一点东西，借群众的东西要送还，买卖按照市价。如有侵犯群众利益的行为，每个群众都可到政治部来控告。”
正是有了铁的纪律，红军转战贵州期间，每到一处，都得到群众的衷心拥护和支持，从而保证了革命走向胜利。1934年12月到1935年4月，中央红军在贵州开展了波澜壮阔的革命活动，召开了以遵义会议为标志的一系列重要会议，实现了党和红军历史上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创造了以少胜多的四渡赤水经典战例，摆脱了被动挨打的不利局面，取得了战略主动权，为长征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