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赓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而不是消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是从中华大地长出来的现代化，不是照搬照抄其他国家的现代化；是文明更新的结果，不是文明断裂的产物。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民族的旧邦新命，必将推动中华文明重焕荣光。”以政治学视角观之，在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历程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其突出的文明意蕴，在经历了实践和理论中的创造性转化之后，成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深厚底蕴。其中，“天命靡常、民惟邦本”“九州共贯、天下一家”“任人唯贤、为政以德”等思想理念，不仅蕴含着深厚的历史逻辑，而且彰显着鲜明的时代价值。
“天命靡常、民惟邦本”的政治秩序理据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从历史的长时段来看，中华文明之所以能迭经盛衰而绵延不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以“天命靡常、民惟邦本”的价值原则，凝聚起贤智之士和豪杰之才对文明的政治伦理责任的集中担当。“天命靡常”是一种深切的忧患意识，天命可以变革转移意味着建设国家和治理社会的责任在历史的时势中向有德有功的个人和集体开放，所谓“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惟邦本”是一种深刻的政治理性精神，“民为贵”主张的是以人民生活优劣和民心向背为政治良否的普遍判断标准，所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天命靡常”与“民惟邦本”的结合，将政治秩序的兴衰原理，呈现为责任向上集中与德能向下分布的相互塑造，这一原理既作为正当性的依据超越于个人和集体的成败之上，又作为基本追求弥散于不同时代的制度和行动之中。
在中国传统政治秩序历时悠久的发展中，“天命靡常、民惟邦本”始终保持着原则性的地位，不断激发着新的观念和实践。在殷周之际的政治变革中，周人以自觉的省思精神将统治资格的来源从“帝命”变为“天命”，并将“天命”的显现方式从卜问于“帝”转向鉴照于“民”，能否“敬德保民”成为衡量统治和治理良善与否的内在原则。在诸子百家的思想争鸣中，“天命靡常、民惟邦本”不仅作为政治生活的基本追求得到继承，而且在诸子对天地和人世生活之道的追问中获得了更为自觉和精深的思想内涵，“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成为儒法各家共同的政治理念。此后，无论行动者的目标是革命还是守成，也无论思想者的立场是证成还是批判，“天命靡常、民惟邦本”都被视为政治秩序的核心理据，贯穿思想意识、制度建设和治理实践的整体之中，呈现出文明赓续的连续性。
在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历程中，面对“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整体性危机，“天命靡常、民惟邦本”的原则不断激发有识之士探索文明赓续和复兴的道路与目标。在这样的思想和实践探索历程中，中国共产党真正承担起了国家建设和文明复兴的双重责任，领导起旨在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必须坚守奠基创业时的初心，坚守党的理想信念宗旨，始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深刻自我革命精神，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继往开来精神和忧患意识，有着深厚的中华文明底蕴。
“九州共贯、天下一家”的政治文明格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长期的大一统传统，形成了多元一体、团结集中的统一性。”中华文明包含着众多的文化单元，不同地域和族群在长期交融共生中共同塑造了中华文明“九州共贯、天下一家”的基本格局，形成了具有丰富内部元素和鲜明整体特征的政治文明共同体。支撑众多文化单元凝聚为一体的，正是中华文明的文明目标和政治追求。一方面，超越族群界限而将广土巨族凝聚在一起的，是对同居合群的文明生活之道的普遍追求，无论生活在中原还是边地，无论族群的历史名号如何变迁，这种追求都贯穿族群交往、交流和交融的全过程。另一方面，文明的普遍追求通过各个族群的行动和思考展现为具体而多维的样态，特别是诸多族群的共生和交融孕育着文明更新的契机，中华文明正是在内部不同族群的接力之中不断获得新的活力与生机，进而得到赓续和发展的。
从历史变迁来看，分布在广阔疆域之中、呈现出多样状态的文化单元，是在中华文明对建设国家和治理社会的自觉探索之中逐渐凝聚起来的，其中的关键环节是周代宗法分封制和秦代郡县制的广泛实施。在周之前，夏和商曾经先后成为“协和万邦”事业中具有领导地位的大国，周则“监于二代”，采取了更为严密的分封制度，既带来了人口和文化在广大疆域中的流动，也缔造了作为地缘政治单位的众多诸侯国，以制度化的方式促进了文明内部多样文化的交融共生。秦统一六国之后，在对不同风俗的地区和民众采取多样化治理措施的基础上，推行了在长期历史实践中酝酿成熟的郡县制，缔造了中国此后两千多年“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的基本形态，极大提升了政治文明共同体的统一性。在政治文明共同体的吸纳和凝聚作用中，普遍的文明追求和具体的族群实践循环塑造了“九州共贯、天下一家”的格局。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建设事业，继承了古代中国的广阔疆域，涵盖了中华民族内部的文化单元，激活了中华文明的文明追求。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制度建设中，“我们没有搞联邦制、邦联制，确立了单一制国家形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就是顺应向内凝聚、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发展大趋势，承继九州共贯、六合同风、四海一家的中国文化大一统传统”，进而保持了文化主体性和历史主动性，形成了更为紧密的中华民族共同体。
“为政以德、任人唯贤”的政治伦理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知识分子历来有浓厚的家国情怀，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些思想为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所尊崇。”与追求“修齐治平”的家国情怀和社会责任感相应的，是中华文明长久秉持的“为政以德、任人唯贤”的政治伦理精神，这种政治伦理精神鼓励那些有才有德的贤能之士加入建设国家和治理社会的实践之中，把自身才德发挥到广阔政治社会领域。“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只有具备高度的德行和才能，才能承担起养民、富民、教民的责任，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则需要把具有才德的优异之士充实到政府之中，以“贤贤”为标准选拔和任用人才。
早在西周时代，“贤贤”就已成为卿士大夫的选拔原则，君侯的“家天下”通过卿士大夫的“官天下”来补充，所谓“虽有周亲，不如仁人”。春秋战国时期，士阶层的形成和选贤举能思想的发展，为“为政以德、任人唯贤”的政治伦理精神提供了社会和思想基础。秦汉以后，对贤能之士的培养、选拔和任用成为中国传统政治秩序的重要内容，尤其是察举制和科举制的前后相继，为实现选贤举能的政治追求提供了稳定制度基础。通过察举征辟制度，汉朝中央政府从各地选拔人才加入决策和执行系统之中，将刀笔吏的严苛统治改造成以德政为目标的士大夫政治。同样，经由科举选拔和与之相匹配的经典教育，唐宋以来的历朝历代从不同阶层广泛吸收才德秀异之士参与政治实践，将对德政的追求广泛而深入地贯穿治理和教化活动之中。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共产党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者和践行者，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不仅在组织上建设成了可以动员群众、领导社会的力量，而且强调思想建党，以高度自觉的思想理论和政治纲领将自身建设成为先进性团体，进而开展领导人民、组织社会、建设国家的伟大实践。中国共产党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是革命政党先进性伦理的集中体现。
（作者：张铮，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