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摸着石头过河”，原是一句民间谚语。长期以来，人们把“摸着石头过河”与邓小平联系起来。邓小平推动改革开放的做法，确实与“摸着石头过河”在精神实质上存在契合之处。“摸着石头过河”堪称邓小平实事求是精神的集中体现，很形象地概括出改革开放的目标、途径、方式和手段，是东方哲学在治国理政实践上的成功运用。

“改革开放中许许多多的东西，都是群众在实践中提出来的”

“摸着石头过河”具有主体论层面的深刻含义。要过河，就要有大批想过河的人，有大批敢于下水的人，这就需要管理者鼓励人们下水前进，形成数量庞大的实践主体，并处理好不同实践主体之间的关系，如此才能形成源源不断探索过河方法的生动局面。“摸着石头过河”要求尊重群众的实践主体地位，保护群众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这从根本上符合唯物史观强调的人民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

进入改革开放年代，改革涉及的规模之大，面临的问题之多，是前所未有的，没有任何先例可循。邓小平十分清楚，改革开放要深入推进，必须依靠实践发展，也只有实践才能检验改革与开放举措的正确与否。在这个过程中，必须充分动员和发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鼓励人们大胆解放思想，积极参与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

1978年12月，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作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中，邓小平就提出要发扬经济民主，认为“当前最迫切的是扩大厂矿企业和生产队的自主权，使每一个工厂和生产队能够千方百计地发挥主动创造精神”，“不但应该使每个车间主任、生产队长对生产负责任、想办法，而且一定要使每个工人农民都对生产负责任、想办法”。

无论是安徽小岗村率先进行包产到户的实践，还是江苏华西村坚持发展集体经济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无论是深圳经济特区率先提出“时间就是金钱”，还是温州姑娘章华妹领取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张个体工商业营业执照，都体现了人民群众勇于探索、大胆实践，用辛勤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的不懈努力，都体现着党中央对人民群众积极性发挥的保护作用，对人民群众创造性实践的尊重。

1992年7月23日、24日，邓小平在审阅中共十四大报告稿时谈道：“改革开放中许许多多的东西，都是群众在实践中提出来的。”正是出于对人民主体地位的深刻认识，邓小平特别提出，报告中讲我的功绩，一定要放在集体领导范围内。可以体现以我为主体，但绝不是一个人脑筋就可以钻出什么新东西来。我的功劳是把这些新事物概括起来，加以提倡。

“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

“摸着石头过河”具有认识论层面的深刻含义。要顺利过河，就要对河流的水文条件有充分认识，就要既看到河流表层的现象，也要看到河流底层的潜流；既要分析水流的变化，也要掌握河底的情况。不仅如此，在过河之后，还要总结成功经验，为后来者提供借鉴。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层面看，这就涉及如何对待实践与认识的关系，如何认识和对待新事物的问题。“摸着石头过河”坚持实践决定认识的观点，主张通过大胆实践来发现真理、揭示规律。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从1978年底部分地区开始搞家庭联产承包，到1984年在全国范围内基本废除人民公社，农村改革的实践可谓翻天覆地，成效也是显著的。但对农村改革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一些人总认为包产到户会破坏集体经济，动摇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在行动上畏葸不前。思想观念上的突破是随着实践的发展一步步进行的。邓小平的办法是允许看，不搞强制。开始的时候只有1/3的省份干起来，第二年超过2/3，第三年才差不多全部跟上。邓小平后来在南方谈话中感慨地说：“我们推行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不搞强迫，不搞运动，愿意干就干，干多少是多少，这样慢慢就跟上来了。”

农村改革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乡镇企业的发展并不是中央计划的结果，而完全是群众的创造，也是尊重群众首创精神的成果。对于这一涉及雇工问题多、技术水平低、与国有企业争夺资源和市场的新生事物，党中央采取了尊重、支持和引导的态度，为乡镇企业创造了宽松的政策环境。

城市改革比农村改革更复杂，对于改革期间出现的新鲜事物，究竟应该怎么认识，人们看法不一。以证券、股市为例，针对这项新事物，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说道：“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关，也可以快关，也可以慢关，也可以留一点尾巴。怕什么，坚持这种态度就不要紧，就不会犯大错误。”在邓小平的支持下，股份制和股票市场开始发展起来，在国家经济生活中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

“我们要走一步看一步，逐步总结经验”

“摸着石头过河”具有方法论层面的深刻含义。过河必须有正确的方法，在过河过程中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不断探索、随机应变，通过河里的石头来寻求稳定。“摸着石头过河”强调在改革开放中要进行各种试验，对于成功的做法要总结经验，进行推广；对于错误的则要及时改正，避免扩大化。

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对改革的路径和方法有过比较精辟的阐述。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经典讲话中，邓小平就提出，我们管理经济，“在全国的统一方案拿出来以前，可以先从局部做起，从一个地区、一个行业做起，逐步推开。中央各部门要允许和鼓励它们进行这种试验。试验中间会出现各种矛盾，我们要及时发现和克服这些矛盾。这样我们才能进步得比较快”。

对外开放的历程是体现“摸着石头过河”改革方法的典型案例。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旧中国的被动开放充满了屈辱，因此，对外开放是在争论中起步的。对外开放有一个逐步推进的过程，从成立深圳等四个经济特区的投石问路，到1984年决策开放14个沿海城市的大胆试点，再到1985年设立沿海经济开发区，1988年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1990年开发上海浦东新区，中国对外开放的步伐不断加快，开放的国门越开越大，呈现出由点及线、由线及带、由带及面的多方位多层次开放的局面，体现出积极稳妥、集厚成势、逐步拓展的开放思路。

改革当然是有风险的，但邓小平认为，不能因为风险而畏惧改革，只要在大胆探索的基础上及时总结经验，改革的风险也是可控的。对于比经济体制改革更为复杂的政治体制改革，邓小平强调要有耐心，“要坚决执行领导班子年轻化的方针，但步子要稳妥”，“设想有些方面用三至五年的时间可以见效，有些方面甚至要花十年左右的时间才能见效”。为了改变事实上存在的领导职务终身制，邓小平主持建立了干部退休制度，设立中顾委，实现领导集体的平稳过渡。

改革越深入，触及的利益就越多，推进的难度也就越大。邓小平强调，必须以谨慎的态度对待改革，稳妥进行，争取改革的成功。他一再要求要及时总结经验，做对了的就坚持，做得不足的就补足，做得不对的就改。1986年9月3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时指出：“每项改革涉及的人和事都很广泛，很深刻，触及许多人的利益，会遇到很多的障碍，需要审慎从事。事先从一两件事上着手，不能一下子大干，那就乱了。决策一定要慎重，看到成功的可能性较大以后再下决心。”

（摘编自《党史博览》2023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