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十年过去，2024年8月，在邓小平同志诞辰120周年之际，记者再次来到10年前曾经寻访过的位于上海市黄浦区的金陵东路渡口。正值暑期，不少从全国乃至世界各地到上海的游客，在此静候渡船靠岸。与十年前相比，渡口的变化并不算大，显示出岁月静好的模样……

而距今104年前，1920年9月，情况就不同了。在这一当时被称为“法兰西码头”的渡口，16岁的四川少年邓希贤搭上一条不大的渡船，沿黄浦江北上。在杨树浦码头，邓希贤换乘法国“盎特莱蓬”号，从此踏上赴法勤工俭学、追求救国之路。那时候的邓希贤，还没有改名邓小平，也恐怕不知道自己此生与上海这座城市，将有数不清的人生交集……

1993年，邓小平最后一次视察杨浦大桥时，喜不自禁道：“喜看今日路，胜读百年书。”女儿随之问父亲：“怎么今日诗兴大发？”邓小平认真地回答：“这是出自我内心的话。”

在邓小平诞辰120周年之际，重新品味他当年用以分享的“内心的话”，更明白“发展才是硬道理”。

在上海市档案馆新馆展出的邓小平的书信受到市民群众关注。孙中钦 摄

在风起云涌的革命年代

自1920年从上海走出国门，在法国期间，邓希贤于1922年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经过6年的勤工俭学岁月，他根据党的安排前往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山大学学习。1927年春，邓希贤回国，在西安中山军事学校任职，其实也就是被党派往冯玉祥国民联军从事政治工作；7月，前往武汉，到中共中央机关工作。此时此刻，第一次国共合作濒临彻底破裂。邓希贤改名邓小平，于1927年8月7日在武汉参加了中共中央紧急会议，接着，随中央机关迁往上海。

不久，邓小平担任中央政治局秘书（即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秘书），后为中央事务秘书长，悉心协助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处理日常工作。根据已公开的历史档案，这一时期，驻沪中共中央机关多隐蔽于当时的租界里弄，如中央政治局机关在上海云南路447号。如今的云南路美食街经过又一轮市场淘洗，一些店家依然受到顾客的青睐。前不久，当电视剧《繁花》的沪语版本热播之后，云南路上一些店家纷纷拿出了自家制作的排骨年糕，那热闹劲头并不比电视剧中宝总热衷的黄河路美食街来得差。记者多次路过云南路，都发现有游客驻足、排队购买美食。而8月上旬一次经过时，正遇两位前往寻觅当年云南路447号中央政治局机关旧址的年轻游客。弄堂口上海老伯指点：“诺，这地方现在的门牌号是云南中路171—173号。”

柏德里中共中央政治局联络点（即“中央办公厅”）旧址

邓小平（邓希贤，右）、邓绍圣在法国时的合影

当年的同孚路柏德里700号，后为石门一路336弄9号。如今此地是一处簇新的商业体——兴业太古汇。有回忆文章称，当年柏德里的中央政治局联络点系两楼两底的石库门房屋。早年在驻沪中共中央机关工作过的黄玠然曾回忆：“实际上这个地方负责处理中央机关日常工作，我们都称这个地方为‘中央办公厅’。那时恩来同志和小平同志每天都来这里，中央各部门、各单位都来请示工作。凡是中央各部门大的事情，主要的由恩来同志解决问题。机关的工作、事务工作，那是要小平同志负责的，两个人是不可分离的。”

1928年4月底开始，为筹备在莫斯科举行的中共六大，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领导人瞿秋白、周恩来等相继离沪。上海的留守中央由李维汉、任弼时、罗登贤负责，邓小平协助工作。5月2日，留守中央举行常委会议。其间，李维汉暂住上海浙江路清和坊沿街的一楼一底砖木结构房屋（今浙江中路112号），这里也是中共中央与中央军委联络点。当时，邓小平在底层开设杂货店，出售肥皂、草纸、火柴等日用品，以掩护秘密机关。李维汉曾回忆：“‘六大’期间，我先是住在静安寺，那时，每天上午任弼时、邓小平和我要碰头一次，商量工作。参加碰头的还有熊瑾玎和一个内部交通员。我们大多在二马路的一个酒楼上碰头。我觉得静安寺离开二马路太远，来回不方便，就由中央秘书处在清和坊的烟纸店前楼布置了我的住家。这个地方邓小平也去过。”李维汉所说的二马路，亦即如今的九江路。早年在驻沪中共中央机关工作过的张纪恩曾回忆：“一九二八年八月底、九月初，我在浙江路清和坊第一次见到周恩来同志。这个地方是党中央的机关，楼下开了一家烟纸店作掩护，听说这店是由邓小平经办。”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中国城市史研究会副会长苏智良则告诉记者，据他考证，青海路19弄21号，亦即原青海路善庆坊；西康路24弄11号，亦即原小沙渡路遵义里，是中共中央秘书处机关遗址。据记者实地探访，中共中央秘书处机关这两处旧址：青海路旧址现为上海广电大厦绿地；遵义里旧址现为恒隆广场。

“1928年夏，中共中央秘书处分别设在青海路善庆坊和小沙渡路遵义里，邓小平任秘书长，直至1928年秋由黄玠然接任。向忠发、周恩来、彭湃等当时的中央领导曾到小沙渡路遵义里过组织生活。”苏智良说，“当时，邓小平与张锡瑗恋爱结婚，就生活在小沙渡路遵义里。换句话说，遵义里既是革命办公场所，也是邓小平与张锡瑗的家。他们两人既是同学，又是战友，志同道合。”苏智良认为，从上海一些老建筑中可以挖掘出很多感人故事。“这两处中共中央秘书处机关原建筑均已在市政改造中被拆除，确实遗憾，但能够让更多的人知晓中国共产党早期奋斗的历程，以及那时候的中国共产党人，许多不仅仅是热血青年，更是有血有肉有感情且感情细腻者，也是非常有必要的。”苏智良说。

尽管是处于地下工作状态，可邓小平、张锡瑗还是于1928年春节后的一天举行了简朴的婚宴。宴设于上海广西路川菜馆子聚丰园，如今此地为广西北路224号中福城。到场同庆的有周恩来邓颖超夫妇，还有李维汉、王若飞等共30余人。也曾赴法勤工俭学的郑超麟是赴宴者之一。他曾在回忆文章中写道：“张锡瑗长得很漂亮，个子不高，是保定第二女子师范的学生，和李培之（李维汉夫人）一道闹过学潮，在武汉也做过秘密工作。张锡瑗的朋友很多，当时也有其他的人追求她，可她都没有动心，她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邓小平。”还有回忆文章提到，在这次婚礼上，小平给妻子买了上海祥泰织造厂的“大象”商标羊毛披巾，觉得她使用很好看，“以后出门，你尽量都系上它，这样不易被敌人认出”。张锡瑗自然十分喜爱——这既是一件色彩鲜艳的礼物，也便于掩护自己开展党的地下工作。

邓小平张锡瑗婚后一年多，1929年8月，中共中央派遣邓小平前往广西，以中央代表身份领导当地党的工作，筹划起义。1930年1月，在百色起义之后，邓小平返回上海，向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汇报广西革命斗争情况。紧接着，邓小平前往位于白克路（金凤阳路）的宝隆医院（原址现为长征医院），看望即将分娩的张锡瑗。哪知道张锡瑗难产，加上产褥热，竟然英年早逝了，所产婴儿也在相隔数日之后夭折。由于广西军务繁忙，邓小平无法安葬妻子，只得含泪匆匆离沪。在邓颖超的关心下，中央特科设法在江湾购置了墓地安葬张锡瑗——墓碑上写着的名字是“张周氏”，立碑人则随便起了个名字，以作掩护。不过，在公墓登记时用的是原名张锡瑗。给张锡瑗送葬的，则有邓颖超和张母，还有张锡瑗的小妹张锡珍。

1931年4月，邓小平在上海撰写的《七军工作报告》手稿之一

1931年3月，邓小平受广西前敌委员会委派，到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他在沪撰写《七军工作报告》，并于5月中旬在《时事新报》看到胞弟邓垦所发寻人启事。兄弟相见后，高度警惕的邓小平要求胞弟与同学迅速搬家。之后，兄弟俩曾前往江湾张锡瑗墓。同年夏天，邓小平离开上海，前往江西苏区……

从解放上海到建设上海

1949年3月31日，邓小平起草《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5月6日，他离开南京前往丹阳，指导解放和接管上海的准备工作。5月26日，邓小平重返上海，亦即与中共华东局机关一起抵达位于圣约翰大学的临时指挥部。在听取七、八、九兵团负责人关于渡江战役和宁沪杭作战中部队相关情况汇报，并作出“要减少城市驻军，减轻人民负担”指示以后，6月7日，邓小平作出查封证券交易大楼、取缔金融投机的决定。回看上海解放直至7月中旬邓小平前往北平准备参加开国大典，在沪期间，他还做过一件极为重要的私事——前往张锡瑗墓地。陪伴他前往的，当然还有1939年在延安与之结为夫妇的卓琳。两位所见，张锡瑗墓地已经面目全非，于是决定将遗骨重新妥善安葬。

1959年2月，邓小平和彭真、李富春、杨尚昆等视察上海，参观上海工业展览会，视察江南造船厂、上海手表厂，视察上海钢铁三厂、上海电机厂、英雄金笔厂，还和彭真一起看望了在沪居住的宋庆龄。之后，邓小平又视察杨树浦纺织、印染工厂，观看静电纺纱机、离心纺纱机、无梭织布机、活性染料等。当年2月20日，他出席中共上海市委工业会议开幕式并讲话，指出“关系全局、牵动全国最大的首先是上海。上海不贯彻‘全国一盘棋’，上海的每一个厂、每一个部门考虑问题不是从‘全国一盘棋’出发，都要影响全局，而且自己也应付不了”。整个1959年，邓小平多次抵达上海，为国事奔波。当年12月6日，邓小平与刘少奇、陈毅等视察上海空军第十三修理厂，参观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首枚试验型液体探空火箭。之后，1963年、1965年，包括1966年“文革”开始以前，邓小平继续多次抵沪，或为国民经济发展而规划，或与周恩来、李富春等一起陪同外宾到沪访问。

青年邓小平

1973年，邓小平复出，恢复国务院副总理工作，6月，他就来到上海，陪同外宾参观上海工业展览会、拖拉机厂，视察上海钢铁一厂，以及视察上海石油化工总厂建设工地。

1974年，年满70岁的邓小平再次到上海，陪同阿尔及利亚革命委员会主席兼政府总理阿里·布迈丁访问上海，参观上海工业展览会和马陆人民公社；时隔一年，陪同的对象换成了菲律宾总统费迪南德·马科斯，除了参观上海工业展览会以外，邓小平还陪同马科斯去彭浦新村参观。又过了十多天，1975年6月26日，邓小平又陪同柬埔寨贵宾参观东海舰队，并再次视察上海石化总厂建设基地。

对于20世纪70年代的国人来说，早日建成石化，早日能为解决全国温饱问题作出贡献。邓小平个人尽管在这一时期经历了几番起落，却仍于心中特别挂念石化，实则是记挂着全国人民能吃饱肚子，穿上合适的衣衫！

1992年2月7日，邓小平特意去刚通车不久的南浦大桥视察，在大桥前拍照纪念

改革开放后到上海过春节

1979年1月28日，出访美国途中路过上海，邓小平在虹桥机场停留了一小时。当年7月，邓小平再到上海。这次，他颇为关心宝钢建设。10月，在上海，他为上海延安中学题写了校名。

此后的多次到沪视察，邓小平关注宝钢。比如1984年2月15日一早，尽管宝山地区出现大雾，但邓小平坚持要到现场，“增加感性知识，不亲眼看看不行”。1985年9月，宝钢一号高炉点火，时任冶金部副部长、宝钢工程总指挥黎明告诉邓小平，对一期工程按时投产很有把握。当汇报到一期工程投产后，高炉一年有几十万吨水渣时，邓小平说：“水渣可以搞水泥嘛！现在水泥很紧张。”邓小平的这一思维方式，是否与他早年曾经赴法国勤工俭学，在雷诺汽车厂工作过有关呢？这次视察宝钢，邓小平留下一幅题字：“掌握新技术，要善于学习，更要善于创新。”

上海市民对邓小平多次到上海关心群众生活印象尤其深刻。1983年2月18日至26日，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后首次来到上海，主要是考察大会提出的20世纪末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实现小康的目标能否如期实现。他深入胶州路农贸市场、曲阳新村，看市场，问民情。在曲阳新村，他走进上海服装二厂退休工人姚凤兰家中，看到新房中电视机、洗衣机、电冰箱一应俱全，说：“这儿不错嘛，挺现代化的。你们生活好，我就高兴。”

1988年，邓小平前往上海，出席在上海展览中心举行的上海各界春节联欢晚会。邓小平的这一举动引起了各界各种解读。一些政治观察家当时就感觉到：“改革开放大局初定，经济特区发展迅猛，邓小平开始思索改革的下一步走向，他的目光投向了上海浦东。”

1989年2月5日，除夕，邓小平再次在上海过春节。此前一天，他在上海会见了为中苏最高级会晤准备工作而来访的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提及中苏两国领导人的任务是“结束过去，开辟未来”。这一年秋天，邓小平宣布退休。不过，接下来的1990年至1992年连续3年春节，邓小平是和杨尚昆一起在上海过的。

1990年1月27日大年初一，邓小平留下一句话：“浦东开发晚了，但还来得及，上海市委、市政府应该给中央报告。”这句话，对当时的上海市领导层震动鼓舞很大。而邓小平接着说：“现在搞也快，上海人的脑瓜子灵光。”此次上海行，为纪念张锡瑗逝世60周年，邓小平嘱托女儿邓榕，专程到上海市烈士陵园祭扫张锡瑗墓。如今，在邓小平亲笔题名的龙华烈士陵园内，张锡瑗长眠于芳草如茵的烈士墓区。

1990年，小平同志第三次在沪过春节

1991年的春节，当邓小平与杨尚昆、时任全国政协主席李先念出现在除夕夜的上海各届团聚会之后，媒体报道的同时，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刊登了一篇署名皇甫平的评论《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并随后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关于改革的大讨论。这年春节，邓小平开始在上海密集视察，连续发表讲话：“开发浦东，不只是浦东的问题，是关系上海发展的问题，是利用上海这个基地发展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的问题。”

到了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期间，从广东北上上海，在2月3日大年三十与杨尚昆再次出现在春节团拜会上。2月10日，在“上海对外开放浦东开发新闻发布会”上披露，邓小平在沪过年期间曾言，“上海民心比较顺，这是一股无穷的力量”。更为著名的是那段关于“姓‘资’还是姓‘社’”的发言——同在2月10日，邓小平视察上海贝岭微电子制造有限公司。当他走进观察窗视察生产情况时，指着一台从美国进口的大束流离子注入机说，它们姓“社”还是姓“资”？最终，他肯定地说，它们姓“社”。“资本主义国家的设备、技术、管理引进为我们所用的就是姓‘社’，只有搞好开放引进，使我们国家经济技术尽快赶上世界水平，才不至于落后挨打。”2月12日，邓小平视察闵行开发区和当时的上海县马桥乡旗忠村。在旗忠村，他在一个孩童的面颊上留下一吻，让人记忆深刻。而对中国发展更为意义深刻的是，他在谈话中道出了农村发展的大方向：农村改革是一大创举。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问题是用实践来回答的，实践这个标准最硬，它不会作假。

1993年春节前夕，九十高龄的小平同志冒着风雨严寒登上杨浦大桥，遥望浦东的道路、高楼，兴奋地吟道：“喜看今日路，胜读百年书。”他又指示：“抓紧浦东开发，不要动摇，一直到建成。”杨浦，正是青少年时期邓小平搭乘轮船赴法的码头所在地。晚年，当他探望中国前路的时候，又一次到达了杨浦。中国已经发生巨大的变化。

1994年1月1日，邓小平在新锦江大酒店顶层观看上海不夜城景色，并视察南京路、淮海路繁华商业区。当年2月9日，他与上海各界人士共度除夕。10天以后，邓小平离沪返京。临行前，在火车上他对上海主要领导说：“你们要抓住20世纪的尾巴，这是上海的最后一次机遇。上海有特殊的素质，上海完全有条件上得快一点。”

显然，上海抓住了这次“最后的机遇”，而邓小平乘车远去。1994年国庆节，邓小平在观看国庆焰火时留下了生前公开发表的最后一张照片，从此再也没有特意公开露面。（记者姜浩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