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是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大问题，也是百年来我们党一直高度重视和不懈探索的重大课题。1945年7月，毛泽东与黄炎培在延安的窑洞里就政权兴亡历史周期率进行了一段著名的对话，史称“窑洞对”。这段对话在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合作史上被传为佳话，对新时代全面加强党的建设伟大工程、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把党的伟大自我革命进行到底起到了很好的鞭策和警示作用。

为促和谈赴延安

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国内政治形势发生深刻变化，关于如何“建国”的问题成为国共两党思考和争论的中心议题。国共两党分别召开全国代表大会，表达各自的“建国”主张。1945年4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提出了“召开国民代表大会，成立包括更广大范围的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代表人物在内的同样是联合性质的民主的正式的政府”的主张。而与中共七大几乎同一时间召开的国民党六大则污蔑成立联合政府是“企图颠覆政府，危害国家”的举动，并决定于11月12日召开制定“宪法”的国民大会，来抵制中国共产党所倡导的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

在这种形势下，中共中央决定不参加由国民党包办的国民参政会和后期召开的国民大会，国共两党关系陷入紧张。这让一心渴望民主团结、和平建国的黄炎培等爱国民主人士忧心忡忡。

出于良心和责任心的驱使，1945年6月2日，黄炎培、褚辅成等七名国民参政员联名致电毛泽东、周恩来，希望早日恢复国共谈判，实现国内和平。毛泽东收到电报后，从中华民族根本利益出发，同时为进一步阐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争取更多的爱国民主人士、反对国民党的独裁政策，复电黄炎培等人，表示愿意商谈，并欢迎他们来延安。在征得蒋介石的同意后，7月1日，黄炎培等一行六人从重庆启程，以个人身份飞赴延安，希望能为国家和平尽一些力量。中共中央对他们的来访十分重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到机场迎接，并于7月2日在杨家岭大礼堂为他们举行了隆重的招待宴会和文艺演出。

实地走访察实情

去延安看看是黄炎培从抗战时期就有的念想。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延安是什么样的，他早就想去一探究竟。因此，在延安的这几天，除了与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进行正式会谈外，黄炎培还与陈毅、丁玲、范文澜、张曙时、陈学昭等新旧朋友进行畅谈，深入了解延安经济、文化、教育及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作风、民众生活等情况。

黄炎培还参观了延安新市场、光华农场、延安日本工农学校等地，与街上群众、商店店员们亲切交谈，询问物价和生活情况，了解延安风俗民情。延安的老百姓对毛泽东直呼其名，或称“老毛”，从来不称官衔。街头可见意见箱，民众可以直接给毛泽东写信提意见，民主氛围十分浓厚。

此次访问延安，不仅实现了黄炎培的夙愿，更让他感受到了一种与重庆截然不同的清新气象和勃勃生机。黄炎培后来感慨地说：“我们在延安，倒自自在在的。要到哪里，看哪些人，都绝对自由。你不需要带路，你就自己去……就所看到的，只觉得一切设施都切合乎一般的要求，而绝对不唱高调，求理论上好听好看。”他坦言，延安五日中间所看到的，当然是距离理想相当近的。

促膝长谈“窑洞对”

黄炎培是个思虑久远的人。他出于对中国共产党寄予厚望和对中国历史发展的深刻思考，在考察完毕即将返回重庆前，先与周恩来、朱德等进行了会谈。1945年7月4日下午，毛泽东邀请黄炎培在延安杨家岭住处的窑洞里做客，两人推心置腹、纵论古今。

毛泽东问黄炎培来延安几天感想怎样？黄炎培发自肺腑地感叹：“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对于黄炎培的提问，毛泽东略作沉思，答道：“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黄炎培对毛泽东的回答表示认同：“这话是对的……用民主来打破这个周期率，怕是有效的。”新中国成立后，黄炎培回忆说：“我一辈子都在寻求着真理，一直未曾如愿以偿，而使我认识到可能是真理所在的，就是1945年的延安之行。”

毛泽东与黄炎培的“延安之问”问出了中国共产党在长期实践中得出的至关紧要的规律性认识，对新时代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全面加强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有着十分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决意出版《延安归来》

黄炎培回到重庆后，各方面的朋友纷纷前来拜访，打听延安的情形。黄炎培认为有必要把在延安的经历如实报告给大家，于是便整理思绪，把延安所见所闻形成书稿《延安归来》。全书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延安归来答客问”，回答了延安之行的动机、去延安的名义、对大局的看法、对延安的观感、延安的政治作风、与中共领导人谈话的经过、国共合作的前途等十个重要问题；第二部分是在延安五日所写的日记；第三部分是访问延安有感而作的《自重庆之延安》《延安去》两首诗。在书中，黄炎培盛赞中共的政策和解放区的形势，其中写道“中共朋友最可宝贵的精神，倒是不断地要好，不断地求进步，这种精神充分发挥出来，前途希望是无限的”。

《延安归来》一书出版发行前，有人劝阻黄炎培不要著书为共产党做宣传，以免遭受人身危险，但他不为所动，决意出版并愿意承担可能发生的后果。他考虑如果把书稿送国民党当局审查，很可能会被扣押，于是果断决定直接交由重庆国讯书店出版。这在当时重庆是头一遭打破出版前交付当局审查的规矩。就这样，这本三十二开七十四页的小册子，于1945年8月7日出版发行了。随着《新华日报》的强势响亮推广，短短几天时间，两万册《延安归来》就被抢购一空，成为大后方轰动一时的畅销书。《延安归来》遭查禁后，又于1945年10月由上海国讯书店再版发行，并被大连大众书店、辽北出版社、东北书店等多家出版单位翻印。《延安归来》的出版发行在中华大地上产生了巨大影响，给全国同胞和海外华侨展示了延安和中国共产党人的真实风貌，是黄炎培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作出的正确抉择，也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的一个成功范例。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重温延安时期毛泽东与黄炎培的“窑洞对”，当好“窑洞之问”的答卷人，我们必须始终保持对“历史周期率”的警醒，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推进自我革命，坚持不懈把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

团结报2024-04-07

作者：闫树宝

（作者单位：陕西延安干部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