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拯民:忠诚于党和人民的典范
魏拯民(1909—1941),原名关有维,1926年加入共青团,1927年转为中共党员。九一八事变后,魏拯民被党组织派往东北工作,历任中共哈尔滨市临时委员会组织部部长、中共哈尔滨东区区委书记、中共哈尔滨区委书记、东满特委书记、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政委、东北抗联第二军政委、中共南满省委书记、东北抗联第一路军总政治部主任和东北抗联第一路军副总司令等职。1940年2月,杨靖宇牺牲后,他接替指挥,率领部队战斗在南满地区。
2014年9月,魏拯民被列入民政部公布的第一批在抗日战争中顽强奋战、为国捐躯的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
魏拯民是东北抗日联军杰出领导人之一,是杨靖宇的亲密战友,是东北抗联优秀的政治工作者。1935年,魏拯民出席莫斯科共产国际七大,会后,他将组建东北抗日联军的指示带回东北,东北抗联各军遂相继建立。金日成撰文《忆魏拯民》称赞他为中国的革命家。魏拯民以惊人的毅力和百折不挠的精神克服了难以想象的种种困难,坚持抗日斗争。他以高度的党性修养和坚定的理想信念,把自己的一生毫不保留地献给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
坚定共产主义信念 有志青年投身革命
1909年2月3日,魏拯民出生于山西省屯留县王村的一个农民家庭。原名关有维,字伯张,魏拯民是他到东北后的化名。他9岁在本村私塾启蒙,13岁考入县立高等小学。五四运动时,魏拯民受到了反帝反封建新思想、新文化的启蒙教育,极大激发了他的爱国热情。他对同学深情地说:“在世间为人,总得有为国为民的志气,不得遇事坐视旁观,采取毫不关心的态度。”1925年,16岁的魏拯民考入山西省立第一中学。此时,正是国民革命运动高潮时期,各种进步报刊传入学校,他如饥似渴地吸收革命营养,立志投身革命,报效中华民族。1926年,他在省立一中参加共青团,1927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4月,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太原的党组织遭到破坏。魏拯民被迫于5月回到家乡屯留县,与家乡的几位党员成立党支部,继续从事革命活动。1928年2月,屯留县党组织遭到破坏后,魏拯民去北平(今北京)考入私立宏达学院,一面学习,一面坚持革命活动。他与家乡的几个党员共同编辑《锄耕》小报,在北平印刷,然后运回家乡散发,揭露军阀的黑暗统治和乡绅的罪行。
1930年11月,魏拯民受党指派,考入军阀石友三办的安阳军校,从事兵运斗争。1931年4月,魏拯民返回北平,在北大旁听,同时从事革命宣传工作。他在日记中写到:“真正革命的人,做事要光明磊落,要做常人所不能做的工作,要忍受常人所不能忍受的苦。要革命,要建设新社会,推翻旧社会,并不是容易可做,并不是无准备可以成功的。所以,要做空前绝后的为人类幸福的一桩大事业,必须在此之前有充分的的预备和准备,方可以有胜利之操,成功之可能。”对革命事业由如此深刻的认识,对共产主义理想坚定不移,对革命事业的艰难程度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让魏拯民在日后的革命征途上,信仰坚定、勇毅果敢、百折不挠,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东三省很快沦丧于日寇之手,这激起了全国人民的义愤。中国共产党主张坚决抗日,选派了许多优秀党员到东北地区工作。1932年初夏,受党组织派遣,魏拯民怀着激动的心情,带着党和人民的重托与期望,毅然奔赴东北抗日斗争的前线,从此他和三千万东北同胞并肩战斗、同日本侵略者血战到底,将一腔热血洒在了东北的白山黑水间!
抗日战场优秀将领 转战长白威震敌胆
魏拯民到东北后,担任党组织的主要负责人,还担任东北抗联第二军的政治委员和东北抗联第一路军的副总司令,自身固有的素质和客观环境,造就了魏拯民的军事才能。
魏拯民到东满后,即改变“不放弃游击区一寸土地”的教条军事方针,指示二军独立师跳出根据地,主动袭击敌人,开辟新的游击根据地。1935年春,独立师各团不断袭击敌人的车站、集团部落,并越境进入朝鲜境内袭击日军。抗联二军进入南满地区后,魏拯民开始直接指挥战斗,特别是1936年冬,抗联二军军长王德泰在小汤河战斗中牺牲后,魏拯民肩负起抗联二军军事指挥的重任。
1936年冬至1937年春,魏拯民统一指挥二军四师、六师和一军二师,以师为作战单位,或化整为零,或化零为整,或师与师之间相互配合,战斗在抚松、长白、临江、辉南、濛江(今靖宇)等县,共进行大小战斗上百次,与战斗在兴京(新宾)、桓仁、宽甸、清原等地杨靖宇直接指挥的一军各部队遥相呼应,给日伪军以沉重打击,使其围歼二军的计划化为泡影。
七七事变后,一路军总部决定由杨靖宇亲自带队远征沈海铁路(今沈阳至海龙),配合全国抗战。为牵制、迷惑敌人,魏拯民率二军教导团、独立旅一部、六师八团等部队共400余人,进攻辉南县城。1937年10月26日凌晨,魏拯民采取偷袭战术,命令部队隐蔽接近南城门,摸掉哨兵,突然攻入城内,共击毙20几名日军,一部分伪警察被缴械。他指挥部队,把大批敌人压制在营房内,迅速打开仓库,运出大量物资,然后迅速撤离。
1938年初,杨靖宇率一路军总司令部直属部队从桓仁进入辑安县(今吉林省集安市),开辟新的游击根据地。魏拯民计划同杨靖宇在辑安会师,但日伪军布防于浑江两岸和通化一带,阻止二军会师。于是,魏拯民采用调虎离山计,派一部分部队猛攻濛江、金川一带的集团部落,把敌人调离浑江两岸,然后又把部队分为两部分,分别向桓仁的两个方向前进,造成二军要挺进辽东山区的假象,吸引敌人前往围追堵截。魏拯民则亲率300余人突然转向,进入辑安境内,与杨靖宇部胜利会师。在辑安,魏拯民与杨靖宇共同指挥了蚊子沟和长岗战斗,彻底消灭了“满洲剿匪之花”索旅。此后,魏拯民又同杨靖宇共同指挥了第二次袭击老岭隧道工程、岔沟突围、柳树河子摸火堆、攻打木箕河等多次在一路军乃至东北抗日联军历史上有重大影响的战斗。
1939年8月,魏拯民率一路军第三方面军进入安图县境内活动。他巧施围点打援战术,先攻下大沙河镇,引出安图县城和明月沟两处敌人出援。魏拯民把部队埋伏在大酱缸以北的山沟里,一举将从明月沟出援的宫本“讨伐队”歼灭,将其所乘8辆汽车全部击毁,全歼宫本队长以下近百名敌人。接着,又在大酱缸以南5公里处,伏击从安图县城(今安图县松江镇)出援的150余名日军和20余名“朝鲜特设部队”,将其全部歼灭。整个战斗共歼敌500余名,击毁汽车10余辆,缴获轻机枪7挺、步枪300余支。同年9月,魏拯民与一路军三方面军陈翰章部在敦化县寒葱岭设伏,击毁敌人汽车11辆,打死日本关东军驻敦化“讨伐队”司令松岛少将以下100余人,同时缴获一批武器和物资。1940年末,魏拯民的病情愈加严重,不得不离开部队,到密营休养,但是他仍然时刻关注着前线的战斗。
魏拯民带领的部队,一向以军纪严明为人们称道。1937年10月26日凌晨,魏拯民带领教导团、独立旅、第八团等四百余人,突袭辉南县城筹集过冬军需物资。他带队包围了敌人的军需仓库,消灭了20余名日军,打开了仓库,获得了大量的绒衣、毛巾、胶鞋等急需物品。从沉睡中惊醒的店铺老板,按照以往绿林武装进城时的办法,打开店门,摆好桌案,放上各种礼品。但是,他们没有想到,今天来到面前的队伍对那些礼品不动分毫,竟然是平日暗地传颂的红军来到了家门口。魏拯民走进一家布店,店老板见他穿一身日军将军服,十分惶恐,不知所措。魏拯民和蔼地对他说:“掌柜的,请不要怕,我们既不是胡子,也不是鬼子,我们是专打鬼子的抗联,就是从前的红军。”掌柜的见果然是红军,急忙叫人烧水沏茶,又叫人从柜上拿来一百块大洋,他亲手把大洋放到魏拯民面前,说:“这是本店的一点小意思,不成敬意,请将军见谅。”魏拯民说:“你的心意我们领了。但这钱,我们不能收。我们抗联部队是抗日救国保护人民的部队,不拿人民一针一线是我们的纪律。”魏拯民又对老板说:“你肯拿出这么多的钱支援抗日,说明你也是爱国的,但你的钱,我们不能收。如果你是诚心实意支援我们抗日,你就把店里的白布按市价卖给我们。”就这样,缴获了敌人的军需品,购买了大量的白布,解决了军队的冬季给养难题,而且在老百姓心目中竖立了良好的文明之师形象。
全力创建南满省委 政治工作成就卓著
魏拯民在南满地区长期担任党的主要领导,是东北抗联杰出的政治工作者,对革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魏拯民非常重视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他坚定执行党的建军原则,始终保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在东北抗联第一路军中,团以上部队设党委,连设支部,建立了各级党的组织和政治工作制度。魏拯民经常对大家讲:“部队的坚强与否是专靠党的工作如何而定,党是生命线。”他能够从大处着眼,从细微之处入手,率先垂范,进行部队的思想政治建设。1935年五月,魏拯民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政委,参与起草发布了《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军部正式成立宣言》,在具体行动纲领中明确提出:“组织民众、武装民众,用武装并配合一切反日力量,驱逐日本强盗一切势力出满洲,保障中国领土完整,收复东北失地,推翻傀儡政府‘满洲国’,建立东北廉洁的人民政权,求得中华民族独立解放与自由。”在建立革命政权这个关键问题上,魏拯民清醒认识到廉洁的重要意义,明确提出了建立廉洁政权。为“使人民革命军在政治上巩固起来”,早在东满工作时,魏拯民就成立了一所“随营学校”,对下级干部进行政治军事教育。“随营学校”的政治课程占三分之二,军事课程占三分之一。魏拯民还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关心爱护部队中的朝鲜族干部战士,并与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利用冬季部队在密营整训的机会,举办党员训练班,以提高党员干部的政治素质。他亲自编辑南满省委机关报《列宁旗》;编写面向战士的《政治读本》和《抗日救国千字文》;编写面向群众的《中国报》。《政治读本》的第一页上,写着革命导师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的一句名言:“无产者在这革命中只会失去自己颈上的一条锁链。他们所能获得的却是整个世界”。到1939年12月,他已编出《政治读本》一至四册,由一路军军需处各印300本,发至各部队。在他的指导下,广大指战员们都用桦树皮订本子、用木炭当笔抄写学习。过程中既学到了政治理论,又受到了思想教育,还学到了文化知识。
1938年末到1939年初,日伪军调集重兵疯狂“围剿”第一路军,形势极为严峻。1月19日,正值春节,东北抗联第一路军总部在桦甸县头道溜河密营举办党员训练班,魏拯民和杨靖宇分别在会上作了报告。然后,他亲自讲课,内容包括党的基本知识,党的优良传统和党员在抗日民族革命战争中如何发挥模范作用等等。他常对学员们讲:“革命不能光靠勇敢和热情,还要有政治头脑,要有远大的理想。政治是武器,它不但能使我们进步,更能有力量打击敌人。”
部队的民族政策,也是魏拯民长期坚持的。抗联二军中,朝鲜族指战员比较多,魏拯民十分尊重和爱护他们。他经常对战士们讲:“日本侵略者是各族人民的敌人,汉族和朝鲜族人民要亲密团结,打倒共同的敌人。”他教育汉族战士,要虚心向朝鲜族同志学习,主动地和他们搞好团结。为了便于工作和更好地向朝鲜族同志及群众学习,他拜自己的朝鲜族警卫员为师,每天坚持学习一两个小时的朝鲜语。平常在战斗的闲暇时间,还让战士们用罐头盒压制冷面给朝鲜族同志们吃。
经过他艰苦卓绝的工作,东北抗联第一路军被打造成为了一支信仰坚定、紧密团结的铁军,无论条件过艰苦、环境多险恶,始终坚持抗战,威震南满。
魏拯民是中共南满省委的创建人之一。在领导和发展地方党组织上,贡献巨大,使其成为发动群众、支援东北抗联的重要支柱。
1936年6月,魏拯民到达金川河里,与杨靖宇会面,应邀参加中共南满特委第二次代表大会。魏拯民在会上作了《关于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七大精神》的报告。会议根据他的报告决定将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紧接着,在河里会家沟召开中共东、南满特委及抗联第一、二军主要领导干部联席会议,亦称“河里会议”。鉴于东满特委和抗联二军已撤出东满,挺进南满地区建立新的游击根据地的形势,魏拯民与杨靖宇商议,把东、南满党组织合并,不再成立东满省委,建立新的南满省委,经过会议讨论,与会者的一致赞同;会议同时决定把东北抗联第一军和第二军合编为东北抗联第一路军,杨靖宇任总司令兼政委,魏拯民任中共南满省委书记兼第一路军总政治部主任。
中共南满省委是吉林省历史上出现的第一个中共省级机构,魏拯民则成为吉林历史上第一位中共省委书记。南满省委下辖东满特委、磐石中心县委、柳河县委、桓(仁)兴(京)县委等地方组织。作为南满省委书记,魏拯民注重加强军队内部党的建设。他兼任二军党委书记,一路军团以上部队设党委,连建支部,还有团小组。
中共南满省委给抗联一路军的军事斗争提供有力的政治领导和思想保障。1937年7月7日,全国抗战爆发。魏拯民起草一路军总司令部布告——《为响应中日大战告东北同胞书》,号召东北人民武装自卫,支援抗联,配合全国抗战。一路军各师在吉林省东南部山区和辽宁省清原、兴京(今新宾)、桓仁、宽甸等县境纷纷出击,给日伪以沉重打击。
东北抗联的军事行动在牵制、打击日本关东军的同时,也遭致日伪当局更大规模的军事进攻、政治诱降和经济封锁,尤其是全面推行“集团部落”政策造成了抗联和人民分离。1937年末至1938年初的一段时间,一路军内部产生了急躁、消极等待和悲观失望等不良情绪和错误思想。在这关键时刻,魏拯民于1938年1月10日及时地发出了《给二、四、六师和独立旅及教导团党委、全体党员的信》(史称“一一0指示”), 要求各部队坚决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加强地方工作和群众工作,采取灵活的小部队的活动方式,加强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克服各种不良情绪和思想,树立长期抗战思想。该信给困境中的部队指明了斗争方向,统一了部队思想。
1938年5月,魏拯民与杨靖宇在辑安会师,召开领导干部联席会议(即“第一次老岭会议”),会议在确定一路军的军事方针的同时,决定由魏拯民担任一路军副总司令。会后,魏拯民又主持召开部队干部、战士大会,杨靖宇在大会上作形势报告。
魏拯民在抗联一路军极端困难时期,充分发挥了南满省委的旗帜和精神核心的作用。1938年7月,魏拯民与杨靖宇在辑安老岭召开紧急会议(即“第二次老岭会议”),讨论抗联一军一师师长程斌叛变后的形势与对策。会议决定取消一军、二军番号,成立三个方面军和一个警卫旅。1939年7月,魏拯民在安图县汉阳沟正式将二军第四、第五两个师改编为抗联第一路军第三方面军,指挥陈翰章、副指挥侯国忠。1938年12月,魏拯民在抚松县黄泥河子东北的二道松花江沿岸,召开南满省委会议,决定出版省委机关报《列宁旗》,面向中国民众编辑《中国报》。魏拯民亲自撰写政论文章,在《列宁旗》上发表。1939年7月7日,七七事变爆发二周年之际,魏拯民以南满省委和抗联一路军总司令部的名义发表《告东北中国同胞书》,同时,又以一路军总政治部的名义发表《告伪满军中国籍全体官兵同胞书》,两个同胞书进一步坚定了南满人民抗战必胜的信心。
魏拯民在充分发挥南满省委政治、思想保障作用的同时,还积极配合杨靖宇制定重大的军事方针。从1939年10月开始,日伪当局针对抗联一路军发动间岛、通化、吉林三省联合“大讨伐”,斗争形势进一步恶化。为粉碎日伪的军事进攻,1939年10月1日至5日,魏拯民与杨靖宇在桦甸县头道溜河主持召开中共南满省委和一路军主要领导干部会议(史称“第一次头道溜河会议”),决定改变斗争策略,一路军各部实行化整为零、分散游击的方针,以保存实力,以利再战。
1940年2月,杨靖宇牺牲后,魏拯民肩负起抗联一路军的全部重任。3月13日至15日,魏拯民在桦甸县头道溜河主持召开南满省委扩大会议(史称“第二次头道溜河会议”),会议对杨靖宇表示沉痛的哀悼。魏拯民带领大家庄严宣誓:“为了祖国人民,为了杨总司令,我们一路军全体战士,紧密团结,坚决继承杨靖宇的事业,踏着烈士的血迹,继续奋战,克服一切困难,一定把鬼子赶出去。”会议决定一路军余部向北转移至京图(今长春至图们)铁路以北活动,同时派人赴苏联寻求与党中央取得联系,抽调干部加强地方工作。会后,魏拯民抱病出征,继续战斗。
魏拯民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1935年5月,东北人民革命军二军成立了军部,组织民众配合一切反日力量,广泛地组织抗日统一战线,联合一切反日军队、反日团体驱逐日寇。他坚持从部队抽调骨干力量到地方开辟工作,对派到地方工作的同志提出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方法,还特别强调:“必须坚决克服不信任群众的错误观点。”“要向老乡们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发动群众起来打日本鬼子,这就是政治工作。咱们抗联的每一个指战员都要是个政治宣传员”“革命运动是群众运动,若没有群众参加的话,革命是不能得到最后胜利的。”“应采取多种办法去动员、团结和争取包括伪军、伪职员在内的各阶层的抗日力量,使他们都能走到抗日民族革命战线上来,只有这样,才能把中国人民伟大的抗日力量,公开的或秘密的团结起来,将日本侵略者驱逐出中国。”
东北抗联第二军成立后,魏拯民根据满洲省委关于“要进一步加强和扩大统一战线工作”的指示,加强了对救国军和山林队的统战工作。当时联合山林队、救国军制定共同的抗日行动纲领是:“1.不投降不卖国,抗战到底;2.不许侵犯劳苦群众的利益,维护群众自由;3.士兵有言论、集会、结社的自由。”成立了有十余个队头参加的联合指挥部,开辟了与友军配合活动,协同作战的新局面。在团结协作的基础上,魏拯民大力开展宣传教育工作和组织发展工作。在史旅、安营、刘营、秦营、李三侠、明山等较大的友军部队中都建立了党的组织,史旅本部有党员员二十七、八名之多。在协同作战中,魏拯民要求我军指战员吃苦耐劳,冲锋在前,极大地鼓舞了友军的抗日热情。在分配战利品时,魏拯民尽量多分给友军一些,使友军很受感动。此时,东满党、军的威信空前提高,有的义勇军要求党派干部到他们那里当政委,有的直接提出愿意接受我军的收编或指挥。
魏拯民在联合友军的同时也开展了争取伪军的工作。安图十余处自卫团经宣传教育与我军关系大有改善。汪清大甸子孟营帮助我军买子弹,并及时向我军送情报。有的伪军不敢公开与我们往来,便订立秘密协定。有的伪军与我军作战时打朋友枪或为我军作内应以及协助我军购买物品等。对于效忠日军坚决与我为敌的如珲春自卫团,我们则给予有力打击,在我军的政治攻势和军事压力之下,1935年1至8月伪军哗变的有八起之多,每次人数在八十至三百人不等,小股哗变的则陆续不断地发生。由于魏拯民等领导同志正确地贯彻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使东满地区的斗争形势呈现出十分令人鼓舞的局面。
从来不搞特殊待遇 战至生命最后一息
魏拯民在党和部队中担任重要领导职务,但从来不搞特殊,总是以普通战士身份置身于群众中。长期艰苦激烈的战争环境,严重地损伤了魏拯民同志的身体,他患了心脏病和胃病。可是,他仍以极大的毅力,忍受着疾病的折磨,精神抖擞地率领部队转战南北。
部队行军打仗,他坚持亲自值班。在密营或宿营地,他又常常以在夜间看书或写材料为理由,来代替战士们值夜。
行军时,同志们见到他日渐消瘦发黄的面庞,知道他的病情严重了,为他的身体健康而焦虑担忧,为他准备了担架,可是他怎么也不肯坐。战斗中缴了一匹马留给他骑,他也常常把马让给伤员骑,自己拄着棍子走在队伍里。一次爬一座小山时,他看大家很疲惫,就风趣地对身边的战士说:“咱们比赛,看谁先到山顶。”说着紧走了几步,战士们知道政委在鼓励大家,都加快了脚步。魏拯民气喘吁吁地望着这些可爱的战士,想快点赶上去,可是力不从心,他觉得呼吸困难,两眼发黑,身子摇晃了一下跌倒在路旁。大家急切地围上来呼唤,几分钟后他慢慢地睁开了眼睛,当他意识到刚才发生的事情时微笑着说:“怎么,我又睡了一觉。”面对他惨白的面孔和那种轻松若无其事的神态,同志们实在受不了,大家避开他的目光把他按在担架上。
魏拯民以惊人的毅力忍受着病痛的折磨,他对自己的疾病总是避而不谈,尽量减少组织和同志们对他的照顾。每当有人提起他的病需要照顾时,他就说,“病怕什么,不怕肉体病,就怕思想病。”他对同志们却十分关心爱护,在行军作战中,魏拯民时常旧病复发,经常气喘嘘嘘,步履艰难,战友们非常心疼他,就把缴获敌人的战马送给他,他总是把战马让给伤病员,自己徒步行走,常常因爬山越岭,导致心脏病发作而昏迷。
1939年,由于敌人的封锁围困,部队经常断粮。一次,部队从伪军的一辆大车上截获十多斤咸菜、两盒罐头和三斤多苹果。东西太少了,怎么分呢?魏拯民让战士们提出分配办法。大家一致主张把苹果和罐头留给体弱多病的政委,咸菜分给伤员。魏拯民却笑着说:“在艰苦的情况下,如此互相团结友爱,只有在我们这支阶级兄弟部队里才能看到。”接着他也提出建议,并巧妙地征得大家同意,把苹果和罐头分给了伤员,咸菜煮成汤,大家共同改善了生活。
1940年春,在安图县两江口战斗中,一位战士腿部负伤掉了队。他发现后,不顾自己身体的虚弱,连背带拖亲自把这位战士送到三十多里外的密营养伤。以后他每路过密营都去看望,并把自己节省的粮食和烟草送给伤员。
魏拯民就是这样,心中只有战友,唯独没有自己。因而,“我们的好政委”、“我们的魏政委”,成为抗联第一路军指战员对魏拯民同志的尊称。以感情带动作风,以作风树立形象,唯有真情才能赢得官兵的信任和拥戴,才能换来战火硝烟中的生死相托!“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给战士站岗、盖被子,这些不起眼的事情奠定了革命的成功。
1940年冬,魏拯民的病情愈加严重,不能随部队活动,只好留在桦甸县夹皮沟东部的二道河子牡丹岭密营中养病。他利用养病的时机发奋工作。夜里他让战士们休息,自己一边看炉子一边工作,有时竟通宵达旦彻夜不眠。警卫员和身边的同志都为他的健康担心,有时不得不把纸张笔墨藏起来,强迫他休息。魏拯民深知自己病情的严重,心脏病随时都有发作的可能,他决心争取时间,更多地为党做些工作。他恳切地对同志们说:“时间对于我太宝贵了,工作怎么能停止呢?请把纸和笔给我吧!”警卫员凤南无可奈何地把纸和笔拿出来。当他望着拯民同志苍白、浮肿的面孔时,再也控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泪水一下涌了出来。他抽搭着说:“杨司令嘱咐我们照顾你身体,现在病成这样,你还……”魏拯民爱抚地拍着凤南的肩头说:“哭什么,你看我不是好好的吗?”
到1941年初,日伪军对夹皮沟一带所有进山道路封锁得更加严密,同时对居民实行严格的粮食和日用品配给制度,妄图困死抗联战士们。夹皮沟的抗日志士陈德寿常常冒着生命危险,冲破敌人的层层封锁,给魏拯民送去粮食和必要的生活用品,同时带来敌人的动态情报。
在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陈德寿千方百计地穿过封锁线,送来了粮食、盐和火柴。看见魏拯民已经病得站不来,仍和战士们一样吃干野菜、喝桦树皮汤,陈德寿心中非常难过,伤心地哭了。魏拯民却笑着说:“不要难过,革命就是艰苦的,咱们吃这点儿苦又算什么呢?你别看敌人挺凶,可是他们不能永远侵占我们的祖国,我们总有一天会把日本鬼子从中国赶出去的!”
1941年1月20日,天刚破晓,一缕暗淡的光透过通风孔射进来。这一夜,谁也没合眼。拯民同志的病情已进入垂危状态,时时处于昏迷之中。这时或许是光线的刺激,他慢慢地睁开了眼睛。凤南连忙给他喂了一点水,他干裂的嘴唇动了一下,似乎要说什么,同志们围拢来。凤南把耳朵贴近他听出是说“文件”二字,凤南告诉他一定要把文件保存好交给党组织,请政委放心。他微微点头表示满意。接着,他望见透进来的那一束光,好象有点欣喜,他断断续续地说:“天快亮了,同志们要坚持……”,他的话还没有说完,就停止了呼吸。魏拯民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仍期望着民族解放事业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