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强调，建立经常性和集中性相结合的纪律教育机制，深化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综合发挥党的纪律教育约束、保障激励作用。开展纪律教育不仅为现实所需，亦是历史传承。习近平总书记讲过一个历史细节：一九六四年十月，周恩来同志在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演出人员大会上作报告时说，毛泽东同志说我们党是“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毛泽东同志特别把有纪律放在最前面，这不是偶然的。因为这是决定党能否坚持革命、战胜敌人、争取胜利的首要条件”。人不以规矩则废，党不以规矩则乱。按照马克思主义建党原则建立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不断加强纪律建设，以铁的纪律与严密的组织保证全党上下统一思想、统一意志、步调一致向前进，领导人民取得了革命、建设、改革的辉煌业绩。纪律的贯彻执行需要组织的推动，也依靠党员的自觉。要使党员将遵规守纪内化为自觉意识、外化为自觉行为，则离不开纪律教育。只有学纪，才能知纪，方能明纪，最终守纪。纪律教育使人掌握纪律，保持警醒，明确纪律“底线”，远离纪律“红线”。纪律教育成为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奋斗历程中的经常性做法，并在长期实践中沉淀了丰富的内容与宝贵的历史经验。

进行经常性的纪律教育。这主要体现于行军作战中日常性的纪律教育以及党校和各级学校经常性的纪律教育，后发展为全党全军常态化的纪律教育。1929年，中共中央指示鄂西党组织，要求他们在将来的政治任务及工作中要做到“纪律教育化”，红军作战中要经常性召开批评会，检讨纪律执行情况；纪律颁布要向士兵解释，让士兵懂得纪律要求并养成遵守纪律的自觉。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也经常提醒地方各部队，在军事训练中加强纪律教育，做到纪律教育日常化。至延安时期，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中总结了以往党的学习教育经验，提出要把党的纪律教育纳入党的政治教育整体规划中，以确保纪律教育的落实与开展。自此以后，纪律教育成为党的政治教育中的常态化举措。经常性的纪律教育，可以通过反复的提醒与持续不断的学习，潜移默化作用于纪律执行者，让他们习得遵守纪律的自觉，形成保持纪律的习惯。新中国成立后，党及其领导的军队继续开展经常性的纪律教育，塑造了全党全军维护纪律的自觉。习近平总书记对此专门强调：“党的各级组织要积极探索纪律教育经常化、制度化的途径，多做提提领子、扯扯袖子的工作”。2016年开展的“两学一做”学习教育，致力于引导广大党员尊崇党章、遵守党规，推动党内教育从“关键少数”向广大党员拓展、从集中性教育向经常性教育延伸。2017年通过的《关于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的意见》，是纪律教育常态化的制度性尝试。以制度化的途径推进经常性的纪律教育，可以给予日常性纪律教育更规范的方式，保证日常性纪律教育发挥更持久的作用。

纪律是纪律教育的主要内容。行军作战中日常性的纪律教育，以作战纪律、群众纪律、军事纪律为主要内容。从纪律包括党纪党规的视角来看，中国共产党历次集中学习教育曾涉及“四个服从”、进城纪律、请示报告制度、党章、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等相关纪律的学习。

学习纪律相关的经典文献，是对党规党纪学习的补充。延安整风运动中，中共中央先后制定了20多个学习文件，包括《反对自由主义》《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阐述纪律的经典篇章。1948年为纠正地方的分散主义，中共中央决定建立并要求全党贯彻执行“请示报告制度”。为此，中共中央专门印发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要求全党学习。毛泽东也指示，全党上下要认真学习该书的第二章，尤其需要认真阅读其中反对无纪律、无政府状态的内容。1983年开始的全面整党明确初始阶段的中心任务为“学习文件”，并把毛泽东的《反对自由主义》《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等文章作为重点学习内容。经典经由学习教育化为行为自觉，影响穿越时空，代代相传。

撰写文章，深入浅出阐述纪律条文及纪律相关经典篇章，也是党的历史上的经常性做法。延安整风运动期间，《解放日报》发表大量社论和理论文章，为加强党的团结统一鼓与呼，提高党员及党员干部对纪律的理解。1983年进行的全面整党，《人民日报》发表多篇评论员文章，加强了人们对纪律重要性的认识。